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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酝酿、发起决议起草工作 从粉碎“四人帮”到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酝酿、发起阶段。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穿其中的就是要完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在这一阶段，关于邓小平在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一关键问题上的思想史料，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龚育之在1981年7月青岛市领导干部会上作的学习决议报告中，列举了邓小平的8次书信、谈话和讲话⑥。这是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⑦、《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⑧和《邓小平思想年谱》等出版之前的一种概括。其依次是：(1)1977年4月10日致党中央的信，中共中央予以转发。(2)1977年7月21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3)1977年8月18日在党的十一大上作的闭幕词。(4)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5)1978年11月27日同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的谈话。(6)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和会上的讲话，其讲话精神被吸收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中。(7)1979年3月3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8)1979年9月4日对修改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提出意见。其中，上述(2)、(4)和(7)分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邓小平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思想认识，从酝酿起草决议起，就主要围绕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而展开。 随着《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邓小平思想年谱》等的出版，龚育之循着上述思路，在决议发表20周年之际的访谈录中又补充了邓小平有关谈话、讲话共8次⑨：(1)1977年5月24日同中央两位负责人的谈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2)1977年9月19日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就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的谈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3)1978年5月30日同胡乔木等就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内容的谈话。《邓小平思想年谱》收录了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⑩。(4)1978年7月21日同中宣部负责人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谈话(1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5)1978年7月22日同胡耀邦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谈话，指出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12)。(6)1978年8月19日同文化部负责人就理论问题的谈话(13)。(7)1978年9月13日至20日访问朝鲜归来在东北几个地方和天津讲思想路线和高举旗帜问题，其中在长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的讲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8)1978年10月14日在听取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汇报时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谈话(14)。 根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邓小平思想年谱》《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笔者认为，还应在此基础上补充如下内容：(1)1977年10月15日在会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时的谈话，指出“毛泽东思想是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5)。这是邓小平对外国人谈毛泽东思想中比较早和有代表性的一次谈话。(2)1978年10月3日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的谈话，指出“要把领袖变成人，不要把领袖变成神。按照不正常的方法去做，就会损害毛主席的形象”(16)。(3)1978年11月25日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团中央几位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情况时的讲话，指出“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17)。(4)1978年11月27日在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时的插话，指出“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18)。(5)1978年11月29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第七次访华团时的谈话(19)。(6)1979年1月24日在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和《时代》杂志驻香港分社社长克拉克时就“非毛化”问题的谈话(20)。(7)1979年3月16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对越自卫反击情况报告会上就“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的讲话(21)。(8)1979年3月27日同胡耀邦、胡乔木等就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稿的谈话，提出“四个坚持”的思想(22)。(9)1979年7月29日在青岛接见出席海军常委扩大会议全体人员时就思想路线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讲话(23)。邓小平在这些谈话和讲话中，结合当时的思想实际，不仅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而且初步概括了在后来的决议中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不仅如此，在这一阶段，邓小平对于党史国史问题，特别是对待这些历史问题的立场和原则的论述，提出了需要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任务，并与其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一起，成为指导决议起草的思想认识来源与基础。但对于这些论述，在决议研究中运用得还比较薄弱。从史料来说，主要有以下5则文献史料可资依据。 其一，解决历史问题要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1978年11月25日，邓小平在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团中央几位负责人汇报时，就历史问题指出，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24) 其二，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1978年12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部分解放军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25) 其三，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的功绩和评价“文化大革命”。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怎样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强调，要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儿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吸纳了邓小平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处理的思想。(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