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四，否定毛泽东，就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段历史。1979年3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对越自卫反击情况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了整个这一段历史。所以，有好多问题应该从大局着眼，不能搞得太细。现在的关键是安定团结。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集中力量向前看。像评价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问题，可以暂时放下。”(27) 以上4则文献史料表明，邓小平在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上，注重科学性与政治性的统一，并初步提出了后来在决议起草中所坚持的“宜粗不宜细”的基本原则。但他这时还没有要发起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作决议的思想，认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不必匆忙去做”。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转变，发生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之际。 其五，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新中国30年的历史衔接起来。1979年9月4日，邓小平对修改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提出意见，指出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30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要使人看了这个讲话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泽东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28)在9月29日的庆祝大会上，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作的这个讲话，对建国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给予了“初步的基本估价”，同时指出“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29)。当天，邓小平还在国务院办公室为参加国庆30周年活动的华侨、华人、台港澳同胞和知名人士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三十年是值得我们回顾的，值得我们总结的。”(30)这就是后来决议所要完成的使命。国庆30周年之后，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工作提上日程。这一工作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 (二)决策和指导决议起草工作 关于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的决策和指导，《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收入了他自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对决议稿起草和修改意见一系列谈话、讲话中9次的节录(31)。概括起来就是：(1)1980年3月19日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就决议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谈话。(2)1980年4月1日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就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和决议框架的谈话。(3)1980年6月27日同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就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的谈话。(4)1980年1O月25日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就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四年这段“势必要写”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的谈话。(5)1981年3月18日同邓力群、吴冷西就社会主义改造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和写“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概括的谈话。(6)1981年3月26日同邓力群就赞成陈云关于加写建国前28年历史和提倡学习的谈话。(7)1981年4月7日同胡乔木、邓力群就如何处理“四千人大讨论”中意见的谈话。(8)1981年5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决议正确处理“四个问题”的讲话。(9)1981年6月22日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关于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的评价的讲话。从这些谈话和讲话来说，邓小平为决议的起草工作确定了指导思想与原则，指明了决议处理和解决一些重要问题的方向，在决议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除了以《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为题收入了9次邓小平关于起草决议的谈话和讲话外，单列的还有如下3次：一是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的讲话，指出对毛泽东思想要作系统的阐述，对毛泽东的功过要作全面的评价。二是1980年8月21日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指出尽管毛泽东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三是1980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指出毛泽东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决不能加以怀疑和否定。毛泽东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必须结合实际加以坚持和发展，并理直气壮地进行宣传，不允许怠工。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混乱。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晚年没有发表过正确的意见。因此，如果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基础上加上上述3次，邓小平关于指导决议起草工作的谈话和讲话就有了12次之多。 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出版以来，陈东林、程中原先后发表了《邓小平在起草历史决议的重要关头》(32)和《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十次谈话》(33)。陈文认为，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决议过程中，共作了13次专门的重要谈话和讲话，包括《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收入的9次。那么，另外4次是什么呢?陈文并没有一一列举，但其所列举的谈话和讲话中有3次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一是在1980年8月10日的谈话中说，有些人担心将来有人要翻案，无非是翻毛主席的案，只要我们把主席的功劳讲够了，讲得合乎事实，我看翻也不容易翻。二是1981年3月9日谈话重申：现在稿子的调门不对头，好像错误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总的说来，我们犯错误还是由于没有经验，大家都有责任。中心问题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此次是同邓力群等的谈话，在《邓小平年谱》中有所记述。(34)三是1981年3月针对仍有个别人坚持自己在“四千人大讨论”时的意见的情况说：有的同志不高兴，想不通，对这样一些意见我们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坚定不移地按原来的设想改好决议。这样一来，加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收入的12次讲话，邓小平关于起草决议的谈话和讲话的次数增加到了15次。 程文也认为邓小平关于起草决议的谈话和讲话有“十多次”，并记述了邓小平在起草决议进程中关键时刻的10次谈话和讲话。其中，与《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相重复者7次，补充了如下3次：一是1979年10月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谈话。他说，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着手，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二是1981年3月9日同邓力群谈话。三是1981年6月29日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由于其中的第二条与陈文的列举重复；第三条已不在决议起草过程中，而是在决议通过之后，也就是说，程文实际上新补充了1次。这样，从1979年10月至1981年6月27日决议通过，邓小平关于起草决议的谈话和讲话由前面的15次加上这里的1次，累积达到了16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