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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在同邓力群的第三次谈话中，讲到了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的问题。他回忆了其在延安时期的学习情况，谈到一个深刻的体会是，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他认为，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要把《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他还指出，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件事情现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47)从这次和上次的谈话内容可以看出，邓小平转述的陈云当面向他提出的修改决议的两条建议，在陈云同邓力群的谈话中是分作前后两次谈的。此外，陈云在这次谈话中还重点谈到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其中，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培养了一代人；毛泽东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并制定了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同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坚持独立自主立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陈云指出，毛泽东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是总结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是真心诚意的。 陈云同邓力群第四次谈话的中心思想是，决议要写国际上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帮助。他回顾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帮助、苏联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中国的援助，以及苏联对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援助。他说：“这样一些问题，《决议》应该如实地按照事情本来面貌写上去。要通过对这些历史问题的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48) 陈云关于决议起草的意见和建议，根据《陈云年谱》，参考程中原《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十次谈话》所转引的邓力群1981年7月4日、6日、7日在中央党校传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记录，还有另外两个情形。一是发生在1981年6月22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各小组召集人碰头会上。陈云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插话表示赞成邓小平的讲话意见，即今后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陈云说：胡乔木是第一个主张用路线错误的，但他后来讲，“路线错误”历史上用惯了。“文化大革命”中用得就更滥了。因此，陈云赞成决议稿中不用“路线错误”的提法。二是发生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前夕的6月26日。根据程文，陈云当天审阅了起草小组修改后的决议稿，并评价说：改得很好，气势很壮。(49) 陈云在思想上对决议起草有比较直接影响的，主要集中在怎样对待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等问题上。他同意邓小平为决议起草工作确立的指导思想和总的原则，并探索在决议起草中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和总的原则的内容与方法，为决议起草提供了历史的和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 陈云指导决议起草的一系列思想，既来自于他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学习，又是与他的思想认识与方法一脉相承的，特别是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思想发展的一种必然。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中央需要考虑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历史遗留问题，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50)。陈云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伊始，就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胜利了的执政党，是毛泽东领导党取得了伟大胜利(51)。1979年3月6日，陈云会见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其中就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他谈到，“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静气，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52)陈云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之前的思想和实践，奠定了其指导决议起草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