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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胡乔木就决议起草工作的信函并不只是这些。《胡乔木书信集》还载有如下6封书信(63)。(1)1981年2月14日，胡乔木致信吴冷西并胡绳。当时在广州休息的胡乔木在信中回复吴冷西，收到关于“两个凡是”提出经过的信和记录，并就决议起草工作，要求起草小组“写完后仍请送来，看看是否已差不多”。(2)1981年4月7日，胡乔木致信《解放军报》并转黄克诚，主要谈黄克诚在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座谈会上所讲的《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修改情况。(3)1981年4月8日，胡乔木致信吴冷西等，请决议起草小组阅读刊登在《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上的《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文章，信中指出：“这样的文章竟能在大学学报公开发表，可以看出我国目前思想的状况严重混乱到何种程度”。他说：“我们的《决议》一定要注意到和有助于反击这种极为有害的思潮”，决不能随便讲什么农业社会主义、封建主义，讲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问题时要注意措词。勿被人利用来进行反党宣传。(4)1981年4月9日，胡乔木就决议稿征求意见中提出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不合法”问题致信邓小平。他在信中说，查了周恩来在1968年10月13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仅从法律形式说，还应承认十二中全会是合法的”。他还认为：“这事关心的同志较多，恐需在适当时机说明一下。”邓小平接受了胡乔木的这个建议。(5)1981年5月20日，胡乔木致信吴江。信中关于“路线”问题指出：“以后在不严格的意义上仍可用路线，但党的总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确以不提为好。”(6)1981年6月7日，胡乔木致信邓力群、吴冷西等，建议修改决议稿时，一是在成果中列上杂交水稻的试验成功和大面积推广。他说：“这有力地说明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党政领导并没有只做坏事不做好事。”二是用简洁语言，将“以阶级斗争为纲只在阶级社会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才是正确的和适用的。到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不再正确和适用”的内容，补充到决议的“结尾一章的某处”。由此统计，《胡乔木书信集》收录胡乔木关于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书信计有8封。 此外，上述程文说，1980年7月22日，胡乔木致信邓小平，汇报决议写作的进度。该信据程文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和邓力群同志已经开始重写，希望在本月底至迟下月初能以新稿送上。”另据程文，胡乔木1980年10月6日就粉碎“四人帮”以来四年一段草稿附信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批。该信载：“常委各同志，现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新增的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的一段送上，请审阅批改。”(64)《胡乔木书信集》没有收入这两封信。 (四)关于胡乔木负责起草决议的回忆 胡乔木是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因此，决议起草工作的参与者、在决议起草过程中胡乔木身边工作人员，以及当时与胡乔木有过接触者，在回忆胡乔木的著述中大都会讲到一些情形。其中，就思想史料而言，1992年10月5日，邓力群在当代中国研究所的讲话中说，决议草稿中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第一个十年，“改了多少次以后的稿子对毛病、错误写的分量较重，成绩估计得不够、不充分”。对此，胡乔木认为：“就是有这么多错误，不能隐晦。”据邓力群在这个讲话中回忆：“后来经过讨论，不同的意见提出来以后，又进行修改，成了现在的样子，比原来好多了”。他说，胡乔木“想通了，表示赞成”。(65)由此表明，胡乔木在起草决议中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也有一个调整和发展的过程。吴冷西回忆说，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乔木同志概括毛泽东思想丰富内容的精粹之作”(66)。郑必坚在回忆胡乔木起草决议时，根据他当时记录胡乔木谈话的笔记，阐述了胡乔木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其中，他提到1981年3月16日胡乔木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的谈话(67)。《胡乔木文集》和《胡乔木谈中共党史》没有收入这个谈话。如果这一记录属实，无疑对已公开发表的胡乔木关于决议起草工作的谈话作了补充。 然而，根据黎虹记述，1981年3月16日，胡乔木从昆明致电邓力群，“详细谈了他对2月23日修改稿的意见，并提出新的修改方案”。由于那一段时间，胡乔木抱病主持起草小组工作，陈云督促他去外地休养。黎虹记述说，胡乔木1月25日离开北京去南方休养，3月28日赶回北京。(68)根据这一背景情况，胡乔木从昆明致电邓力群是有根据的。这样一来，郑必坚与黎虹的记述产生了矛盾。如果两者都是真实的，那么就需要考证胡乔木在休养期间是否回过北京。如果回过北京，就需要考证胡乔木在3月16日的工作和生活情形。一种可能性是，胡乔木当天先在北京并作了如郑必坚所述的工作谈话，然后去了昆明，并发生了如黎虹所述的电话情况。如果胡乔木在这期间没有回过北京，则可能是另一种情况，胡乔木当天在昆明致电邓力群，然后邓力群在起草小组中传达了胡乔木的电话内容，其中包括如郑必坚所记述的有关内容。然而，参考程中原《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十次谈话》，邓力群3月18日晚才传达胡乔木的意见。由此判断，郑必坚的记述可能在时间和内容上发生了错误，有待进一步考证。 胡乔木负责起草决议的历史贡献，主要是在研究建党特别是建国以来历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基础上贯彻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和总的原则，深入探讨毛泽东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历史地分析“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发生的原因，概括总结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即活的灵魂，并初步论述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历史发展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发展的关系。胡乔木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为党史国史研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