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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根据《邓小平思想年编》，邓小平关于决议起草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的谈话和讲话，还应补充如下11则史料(35)。(1)1980年2月5日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就修改党章“总纲”要“写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指出：作为一种科学的语言，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包括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但如果我们的党章中只提马克思主义，不提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国际上就会有人说我们党的性质变了，国内就牵涉到一个毛泽东思想的问题。(2)1980年2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就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要不要写他也犯过错误的问题指出，实事求是可不容易。刘少奇与一般人不同，在给他作的平反决议中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容，会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所有错误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这不是事实。总要承认他也有错误就是了。这也是个党风问题。(3)1980年2月29日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他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4)1980年8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小组召集人汇报会上的讲话。他说，现在正在准备搞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是把建国后30年的历史清理一下。力求在十二大前的中央全会上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问题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作一个结束。(5)1980年11月24日在会见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时的谈话。他就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寻求自己革命的道路，包括方式。(6)1980年11月26日在宴请罗马尼亚政府总理维尔德茨时的谈话。他就决议起草工作说，决议要对31年的历史做个总结，不走这一步不行。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看“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多一些，而没有看到整个历史；看了10年，而没有看到整个59年的党史，没有看到毛泽东的整个贡献。这涉及对毛泽东的一生如何评价问题，我们必须现在解决，不能由后代来解决，因为他们不了解整个历史。(7)1981年1月16日在会见日本众议院副议长冈田春夫时的谈话。他就新中国31年的历史指出，国际、国内都把这31年的成绩估计低了。总的来说，31年中，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成绩不少，虽然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不是一片漆黑。总结历史要把这个体现出来。(8)1981年1月2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斯特里特时的谈话。他就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指出，我们没有搞“非毛化”，而是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历史形成的，这个财富不能丢。我们要写个文件，主要是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肯定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9)1981年3月24日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的谈话。他就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问题指出，如果真搞“非毛化”，那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毛泽东的一生，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在后期确实有不少错误，特别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总结经验教训，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各个方面，目的还是要坚持毛泽东思想。(10)1981年4月18日同金日成的两次会谈(36)。他就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再次指出，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是坚持只言片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世界也有贡献。建国后，毛泽东思想还有发展。(11)1981年5月15日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的谈话。他就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进一步指出，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个问题弄清楚，对我们以后的发展，怎样搞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很有关系。 另外，《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刊发的《邓小平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选载(1980年9月—1981年4月)》中，新披露了一条关于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的谈话，即1980年9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第九次访华团时的谈话，题为《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坚持毛泽东思想》。他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的创造，内容也是很广泛的，但不包括毛泽东错误的地方。在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功过的基础上坚持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关于起草决议的思想，主题鲜明，一以贯之。他在阐述决议的中心任务和总的原则时指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最核心的一条”，并强调“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因此，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当时，在这一方面，现实地存在一些错误倾向和意见，如何面对和处理，更显示出邓小平的坚定立场。他说：“要硬着头皮顶住。”对于写不写、怎么写毛泽东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仅如此，邓小平还把决议是否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衡量决议起草成功与否的标准。当决议起草稿没有很好地体现和达到这一标准时，他要求“要重新来”。1981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概括决议需要解决四个基本问题，其中两个是中心问题：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建国32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10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第三个问题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第四个问题是毛泽东犯错误的性质问题。邓小平在后两个问题中指出：“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毛泽东犯了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决议起草工作之所以能够成功完成，关键之处也在于此。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当时决议稿的评价是：“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因为这个稿子能够实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的要求。其中，他强调：“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决议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工作最主要的主持者，是决议的主要发起者、设计者和决策者，指导了决议起草的整个过程，并在决议起草的重要关头起了关键作用。以上这些史料只是目前已知的谈话和讲话记载，随着文献档案资料的进一步整理，还将会有所增加。尽管如此，这些谈话和讲话业已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邓小平关于决议起草的基本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