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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胡乔木负责起草决议的思想史料 胡乔木是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小组的负责人，具体主持、全程参与了决议稿的写作、讨论和修改工作。关于他负责决议起草的思想史料，主要是他同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关于决议稿的说明和讲话、就决议起草工作的信函，以及回忆性史料等，承载了胡乔木在决议起草工作以及有关历史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一)同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 同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是胡乔木具体负责起草工作的重要方式。这些谈话包含了胡乔木关于决议起草工作的设想与思路、对于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贯彻，以及对若干党史国史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他同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根据这一时期担任其秘书的黎虹记述，有33次长篇谈话(53)；最后一任秘书邱敦红则记述有32次，记录稿约20多万字(54)；《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辑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一书在注释中认为，胡乔木曾就决议涉及的多方面问题作过“三十多次谈话”(55)；《胡乔木传》编写组的程中原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所写的《邓小平与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56)中，以及刘金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时所写的《邓小平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历史贡献》(57)中，使用了“胡乔木关于《历史决议》的历次谈话记录(打字稿)”。其中，收入《胡乔木文集》第二卷和《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的谈话计14篇。这就是：(1)《起草〈历史决议〉的初步设想》(1979年12月13日)；(2)《〈历史决议〉要注意写的两个问题》(1980年3月15日)；(3)《〈历史决议〉要有一种理论的力量》(1980年5月16日)；(4)《对一九五七年后几段历史的议论》(1980年5月24日)；(5)《毛主席在追求一种社会主义》(1980年6月9日)；(6)《毛主席打破了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1980年7月5日)；(7)《共产国际犯了两个大错误》(1980年7月7日)；(8)《关于民主和专政的问题》(1980年7月18日)；(9)《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1980年7月23日)；(10)《毛泽东思想是团结全党奋斗的旗帜》(1980年7月24日)；(11)《关于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1980年8月13日)；(12)《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1980年9月27日)；(13)《“文化大革命”是个内乱》(1980年9月30日)；(14)《陈云同志的三条意见》(1980年11月12日)。另外，程中原在《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十次谈话》一文中谈到，1979年10月30日胡乔木传达邓小平关于起草决议的谈话并部署起草工作，标志决议起草小组成立和起草工作正式开始。胡乔木的部署主要是宣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阶段的划分和起草小组的组成及分工。历史地看，这应是胡乔木关于决议起草工作的第一次谈话。 不仅如此，上述程文说，1980年7月上旬，“起草小组连续3天开座谈会讨论，胡乔木每次都有长篇发言，中下旬又有4次谈话”。据此，并对照《胡乔木谈中共党史》所收入的胡乔木关于决议起草工作的上述谈话，就史实而言，起草小组在7月上旬连续3天召开座谈会讨论，如果包括7月3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起草决议的会，那么就是7月3日、5日和7日，因此不是连续3天，而是隔一天开一次；如果不包括7月3日的会，若连续3天，则有可能是7月5日、6日和7日。若如此，胡乔木在7月6日还应有一次谈话。关于胡乔木在7月中下旬的谈话，《胡乔木谈中共党史》收入了7月18日、23日和24日的三次谈话，按照程文所说，还应另有一次谈话。 从谈话的时机和内容来看，胡乔木关于决议起草的谈话还应包括1981年4月16日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部分同志的谈话，题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是它发生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二是谈话内容紧扣决议起草中需要讲清楚的重要问题。正如胡乔木在这次谈话的最后所说的，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将在决议中占很重的分量。三是这一谈话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征得胡乔木同意，作为首篇收入了该书(58)。另外，郑惠在《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59)中谈到，1980年12月22日，胡乔木同起草小组谈话。这次谈话在其他著述中没有记述，可作为收集胡乔木有关谈话的一个重要线索。 以上这些谈话尽管是胡乔木关于决议起草的谈话的一部分，但谈话的主题与内容反映了决议起草的发展脉络，以及每个阶段的工作重点和需要解决的难点问题，也反映了胡乔木对有关历史问题的认识和研究成果，特别是其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的提炼，以及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回顾总结，对“文化大革命”性质、发生原因等问题的探究。此也表明，决议起草工作是在历史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建设和创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