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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形成的渊源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经过整理后,该讲演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题,登载在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第98、99期合刊上,首次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发表并作了一定修改。《新民主主义论》共15部分,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连同之前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初步构建起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主体框架。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等三个方面,汲取理论营养和话语素材建构起来。 (一)马克思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其理论体系和话语风格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具有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发展阶段论及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中都有集中体现。 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观,也是毛泽东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基本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不但要“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而且必须坚持自身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进一步推动革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1843年,马克思在分析暴力革命对政治解放的促进作用时就提出:“只有宣布革命是不间断的,才能做到这一点”。②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对革命的阶段性作了专门阐述,他说:“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所以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权,以便尽快地再把它推翻。”③通过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历史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丰富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阶级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同时明确要求把“不断革命”当作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④毛泽东在科学分析中国革命性质和“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⑤也就是说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还要继续进行革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继承马克思不断革命的思想,又结合俄国革命实际,深入探讨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进一步完善了革命发展阶段论。在列宁看来,俄国无产阶级在完成民主主义的任务后,“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⑥二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⑦此时,俄国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为了将革命引向深入,1917年4月,列宁发表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明确提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⑧1920年6月,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文件《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及其说明中,针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提出了系统的斗争策略。提纲特别指出:“对于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其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同时,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也应该担负起领导者的作用”。⑨科学的革命发展阶段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毛泽东创造性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明晰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做出中国革命需要分“两步走”的正确判断。同时,毛泽东还强调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要担负起领导民主革命的重任,而且“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⑩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科学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