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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使中国共产党掌握了革命话语权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形成,使共产党人有了与国民党三民主义分庭抗礼的革命话语。此后,中国共产党逐步舍弃了三民主义在革命宣传中的主体地位,打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话语方式。 三民主义是两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公开宣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52)在初期的抗战宣传中,共产党人基本都是以三民主义为号召开展的。1938年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共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的政治斗争日益加剧,这种斗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革命话语权的争夺。1939年4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方针,又颁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此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频繁制造摩擦的同时,在思想政治领域也加大了反共宣传力度,特别是在革命和建国问题上,提出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当作“救国之道德”,把经过歪曲的三民主义称为“建国之信仰”和“国家建设唯一无二之法门”。(53)张君劢、叶青等文人政客也相继发表反共言论,诋毁、抨击共产主义。1938年12月,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要求共产党人“不如先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揜饰之辞”。(54)叶青更是主张“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56)甚至连已经投降日本的汪精卫集团,也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进行反共宣传。面对“甚嚣尘上”的“妥协空气”与“反共浪潮”,如何提出自己的“主义”,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批驳反共势力和投降派,争取和教育广大民众,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紧迫课题。 在此背景下,1939年底至1940年初,毛泽东完成了《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的写作,为共产党人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在给吴玉章的一封信中提到:“写了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56)这篇“理论性的东西”指的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也就是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正是在与反共势力进行论战的过程中,毛泽东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和立场,创新出与国民党三民主义完全不同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话语体系。尤其是“新三民主义”概念的提出,更打破了国民党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话语垄断。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57)毛泽东还进一步分析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他指出: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58)但二者在一部分具体政策、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宇宙观和革命的彻底性等方面还有较大区别。因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将来还会发展得更完善。”(59) 总之,通过驳击国民党歪曲了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确立起党对中国革命的解释权和话语权。正如毛泽东说的:“清凉山上插了一面旗子,叫做新民主主义”。(60)此后,党基本不再以三民主义为主体进行革命宣传,而是将三民主义纳入新民主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子”下独立阐发自己的革命主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