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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方面。主要集中在曾旅欧求学后担任国民党要职的华人研究者上。1923年鲍明钤著《中国的现代民主》(30)，共计467页，包括如下两方面内容：其一为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史概览；其二是对适合中国民主政府类型的探讨。但此书为西方学界所诟病，批评说“排版错误诸多，而且英语使用的不甚熟练”(31)。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驻欧通讯主任的汤良礼曾在英国伦敦大学求学，撰写过三部关于中国革命的英文著述：第一部涉及近代中国政治革命史实的著作是192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革命的基础》(32)，该书为汤氏在欧美学界赢得盛名，被誉为“学术与现实性的完美结合”(33)，汤著认为三民主义乃是“中国革命的一大基础”，但是却被“孙中山的继任者们所误读并抛弃”(34)。另外一部是1930年出版的《中国革命秘史》(35)，讲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斗争过程中各派系间的斗争，被英国学界批判为“特别热衷于排外主义的写作心态，而这恰是国际关系论著的大忌”(36)。西方英语世界引介的汤氏另一部著述是1935年出版的《中国的反共运动》(37)，由于党性意思较强，猜测附会意识明显，而为西方学界所批评(38)。1945年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获得博士学位的潘蔚东（音）将其博士论文整理出版，利用1908年清廷预备立宪后各界政府出台的各项政体改革章程，研究了中国的宪政发展历程(39)，其中对“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宪政思想着墨最多”(40)。 经济史领域。多是集中在1911年前后的中国经济环境。1912年时任美国署理驻华公使的卫理在美国哈佛大学主办的《经济学季刊》五月号文《中国的税收》(41)，分地域按照土地及谷物税、海关税、厘金税、盐税、漕粮、百货税为类别探讨了晚清至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的中国税收政策。1916年埃尔波特·C·缪斯在创刊于1911年的《美国经济评论》六月号文《中国的商业组织与商业控制》(42)，探讨了辛亥革命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以及中国的商会组织。1916年美国纽约朗文出版社出版《中国海关问题》(43)，其中涉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英美日俄等国在中国海关关税问题上的外交交涉。1925年美国政府特派驻华经济委员黎博士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会纪事》十一月号文《外国资本对控制中国的重要性》(44)，回顾了自1894年《马关条约》至1913年“善后大借款”期间清廷及民国政府向外国资本借款以及外国列强以此擭取的特权利益。1935年英籍税务司魏尔特著《自民国元年起至二十三年止关税纪实》(45)，曾在1925年和1927年先后出过两个版本，其中牵涉到民国政府对外贷款，“由此可以窥见中国内部发展状况”(46)。 外交史领域。辛亥革命带来的中国政权更迭，由此引发对外关系以及西方诸列强在华利益的变动，也是当时外人关注的中心之一。1916年卫理在美国国际法学会主办的《美国国际法杂志》十月号文《中国、俄国与蒙古的关系》(47)，以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1912年俄罗斯强迫外蒙在库伦签订的《俄蒙协约》、1913年中俄关于外蒙问题的《中俄声明文件》为框架，研究中俄关于外蒙问题的历史纠葛的源流以及民初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外交困境。1927年美国美洲基督教联会古利克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会纪事》七月号文《美国伸向中国的橄榄枝》(48)，回顾了自门户开放政策至华盛顿会议期间的美国对华政策，揭露出“美国对华友善的一面”。1927年《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会纪事》七月号文《中国在美国身上的期望》(49)，涉及1913年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向英、法、德、俄、日五国的“善后大借款”。1928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葛拉汉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二月号文《中俄十年外交》(50)，总结了过往1917年苏俄革命至1927年间的中俄关系，其中论述了华盛顿会议期间孙中山“派遣特使”在德国和俄国间寻找权利平衡及外交斡旋的过程以及此后的联俄联共政策。1930年《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会纪事》十一月号文《共产主义与中国人》(51)，探讨了沙俄与苏俄的在华政策。1933年卡梅伦在《太平洋历史评论》六月号文《美国对中华民国的认知政策》(52)，分析美国对1912—1913年间民国政府的承认政策的出炉背景及过程。1936年旅居纽约担任美国《太平洋事务》副主编的陈翰笙在该刊物十二月号上发文探讨了民初政府的外蒙政策(53)。1937年《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会纪事》九月号文《中国与苏联》(54)，回顾了清廷与沙俄、苏联与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关系。1940年菲利浦·莫斯利在美国《近代史杂志》三月号文《1911—1912年的沙俄外交政策概览》(55)，涉及沙俄对中华民国的外交政策。 著作方面。担任过民国教育部长的蒋梦麟在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期间的学位论文《中俄外交》于1928年在上海出版(56)，分计两部分，上部为“中俄与沙皇俄国”，下部为“中国与苏联俄国”，时间上迄1869年《尼布楚条约》，下至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中重点放到了1904年后的中俄关系史(57)。其他比较值得注意的著作有：1932年出版了一本关于俄国、日本及中国等远东国家外交政策的著作《远东的沙俄与苏联》(58)，此书翻译了三民主义，被批评为“修正共产主义”(59)。1933年浦纳德著《中国外交关系：1917—1931》也涉及民初对外关系(60)。1935年李佳白之子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1908—1912年）》，其利用官方档案、当事人回忆录及著述研究了清末民初列强在华活动及对中国政局的影响(61)。 人物研究。多集中在袁世凯和孙中山等少数精英人物上。1938年“帝师”庄士敦在英国伦敦大学主办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院刊》第九卷第二期文介绍法国研究者弗布茹荷的《袁世凯传》(62)，弗布茹荷曾在蒙古和其他远东地区游历多年，善于伦理学和人类学研究，其书主要研究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至1916年宋教仁案期间的袁世凯政治生涯，“对一切关于袁世凯的非议都给予了辩驳”，他也被庄士敦批判为是“一名袁世凯的强烈仰慕者”(63)。 孙中山因自身海外学习及革命活动经历，更是成为关注的热点。在孙中山革命活动研究上，据哈佛大学贺尔康教授考证，首部系统总结孙中山生平的著述应是《孙中山与唤醒中国》(64) 一书，作者是孙氏香港读书时的老师英国人康德黎与美国人林白克，约在1912年，贺氏把该书称之为“关于孙中山的第一部英文自传”(65)。1931年在火奴鲁鲁传教的美国圣公会主教亨利·波鲁·雷斯塔里克以亲身采访资料为主，撰写了一部关于孙中山的传记《孙中山：中国的解放者》(66)，被美国学界定性为“通俗性读物”，且有部分学者撰文批判了该书中的错误史实(67)。学术气味更为浓厚的是沙尔曼1934年著《孙中山评传：其生平及意义》(68)，主要参考康德黎1912年著作，研究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批判了孙中山革命思想中妥协的一面，“是第一部对中国革命之父的批判之作”，但缺憾之处在于“对孙中山后十三年的人生历程描述不足”(69)。1939年一本匿名作者撰写的《对孙中山的奇怪膜拜》在伦敦发行(70)，结合孙中山在海外的活动史实，批判了中国国内对孙中山的顶礼膜拜。1946年英国游历及传记作家罗伯特·佩恩与人合作，利用“国民党的要员记录与未公开的档案”试图“呈现出关于孙中山更全面的信息”(71)，撰成《孙中山：一个爱国者》(72)。在孙中山思想研究上，1932年威廉姆斯·莫里斯出版《孙中山与共产主义》(73)，吸收了孙中山对共产主义的批判观点，被美国学界认为是孙中山反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国际、试图与“民主国家”交好的证据(74)。1932年詹姆斯·肖特维尔发表在《政治学季刊》三月号文《孙中山与威廉姆斯·莫里斯》(75)，以孙中山与威廉姆斯·莫里斯交谊为主题，探讨了孙中山与外人交往且受到的西方思想影响。1937年美国作家林白乐著《孙中山的政治教义：对其三民主义的阐述》(76)，翻译并解释了孙中山的治国纲领——三民主义。1948年佐罗陀·莫里斯著《威廉姆斯·莫里斯与孙中山》(77)，威廉姆斯·莫里斯即为1932年《孙中山与共产主义》一书的作者。 整体而言，第一阶段海外辛亥革命研究领域涉及广泛，对政党政治、辛亥革命的爆发起因与过程、主要人物的革命活动、列强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与政策有专题成果发表或出版，不过多为宽泛性的整体概述或研究，又因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缺失，这些成果也多是呈现出单向性的景象。此外，这些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少数研究者身上，抛去华人学者的学术努力，此种倾向更为显现。但应当给予肯定的是，部分著述由于成书较早，且作者一般有着直接的中国生活体验，虽无法完全持中肯之思想意识和观点，但通过与其他文献史料的补正与互证，这些著述也可视作现今研究的“二手史料”，成为当今研究的片段史实资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