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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研究者得以进入中国参与学术研讨会并搜集研究文献资料。此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给资料整理及汇编带来新机遇，新研究方法的融入、其他国别研究成果的介绍，为以美国为主体的海外辛亥革命英文研究的深入、成熟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一阶段的研究内容和特点分类如下： 文献汇编和研究综述。此阶段的学术特点最重要的是以孙中山为个案的研究文献史料的编纂出版、对过往学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及对非英文研究成果的介绍，以时间顺序分类介绍： 文献汇编。1991年张绪心和高理宁合编的《中国共和革命中的孙中山研究书目（1885—1925）》首次发行，七年后修订版的《中国共和革命中的孙中山研究书目（1885—1925）》在纽约和牛津两地发行(189)，收录孙中山研究的论文、著作、会议文章以及译文计2581个条目，涉及19种语言，法国辛亥革命史研究大家白吉尔评价“此书以细致和综合见长，别著难以企及”(190)。1994年加州胡佛研究所出版《孙中山选集》(191)，由魏里、梅尔斯与格林合作编写，全书收录孙中山的文章以及演讲稿共40篇，选作多参考台湾出版的《国父全书》。 研究综述。1980年时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中国辛亥革命史著名学者章开沅在《亚洲研究》五月号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1911年辛亥革命研究概览》(192)，回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界对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研究状况。1996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在《近代亚洲研究》五月号刊文介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概况(193)。日本学者在黄宗智主编的《近代中国》期刊上刊发的对日本学界有关中国史研究每年一度的总结也涉及日本孙中山研究的最新成果(194)。1986年悉尼大学召开的“孙中山与国际关系”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集出版(195)，主编为黄宇和，韦慕廷撰文在《中国季刊》推介(196)。同时，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国外学者进入中国参与学术会议及查询研究资料文献更为便利。1981年5月约克大学雷黛娜作为南京大学客座教授访学中国，并在《近代中国》十月号撰文对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进行介绍(197)；在《太平洋事务》1982年秋季刊撰文评价在武汉举行的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198)。1986年陈志让根据1981年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编译一些中国历史学家的文章，主题是研究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和地位(199)。1994年史扶林与日本学者合作编辑的《中国共和革命》在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收录了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部分论文。 对法文、日文、中文等非英语类学术成果的介绍：1978年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冯兆基在《近代中国》四月号文《1949后的中国辛亥革命研究》(201)，从文献编纂、口述史项目开展、专题研究、研究背后的学术话语、“文革”后的学术发展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1980年哥伦比亚大学弗格尔在《亚洲研究》五月号上撰文推介东京大学教授小野川秀美主编的《1911年辛亥革命研究》(202)。1982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格雷戈尔在《亚洲研究》八月号的刊文(203)，介绍德文著作《孙中山与党报〈建设〉》(204)。1982年德国戈特弗里特卡尔·金德曼主编之《孙中山：中国民族革命的建立者和象征》在慕尼黑出版(205)，“为近来兴起的重新评价孙中山博士及其影响增添了诸多实质性东西”(206)。1984年《亚洲研究》十一月号文对1982年尚明轩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廖仲恺传》进行评述，指出其中的史实错误和框架布局的不足(207)。1986年薛君度出版《辛亥革命新论》，共收录薛氏的七篇文章，最大的特色在于“把黄兴在辛亥革命的地位拔高到如同孙中山一样”(208)。1995年路康乐在《近代中国》四月号推介白吉尔法文著述《孙中山传》(209)，认为此书是“西方世界对孙中山一生最为精良的描述”(210)。1985年《亚洲研究》二月号文推介台湾吴相湘1982年出版的《孙逸仙先生传》(211)。 思想史领域。多为个案研究，还是继续沿着对激进知识分子研究的学术路线。1981年德里克与爱德华·克莱伯斯在《近代中国》四月号文《民初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212)，阐述信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民初思想家对革命概念的不同认知。1986年美国杜克大学德里克在《近代中国》四月号文《幻想与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中国革命思潮中的无政府主义》(213)，回溯了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及对革命产生的影响。1987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214)，属于人物个案研究，以康有为、谭嗣同、章炳麟、刘师培四人的生平经历与思想学术变迁为核心探讨了中国民族知识分子的时代观，最成功之处就是“把这四人放到了当时普通知识分子的语境下考察”(215)。儒家思想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也是此期考察的重心：1980年美国学者格雷戈尔与张霞在《政治学研究》七月号文《王阳明与孙中山意识形态》(216)，从政治学理论辨析孙中山思想中的革命理念与传统儒家思想特别是理学王阳明一派的异同，认为孙中山只是继承后者的道德哲学，并“创造性发展”以让其适用于现代社会；1981年格雷戈尔在《政治学研究》一月号文《儒家主义与孙中山的政治思想》(217)，重点分析孙中山社会思想与传统儒家学说的关系，发现在孙中山的演讲和题目中所蕴含的儒家学说核心思想和教义。1990年日本学者岛田虔次著、哥伦比亚大学弗格尔翻译的《中国革命的先驱：章炳麟与儒家思想》由斯坦福大学出版(218)，论述了时代发展对章炳麟思想的影响。 政治史领域。最值得注意的是1983年《剑桥中国史》第十一卷《民国卷》的出版(219)，此书国内已有中译本，于此不赘。其他相关研究大致可划分三种研究趋向：其一是资产阶级及武装力量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与地位：1978年台湾张朋园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合作在《亚洲研究》二月号文《中华民国初期的政治参与与政治精英：1913—1914年的国会》(220)，利用政治学的“政治参与”解读民初的政治景象，涉及孙中山、黄兴、章炳麟、梁启超1911年前的党派竞争与冲突。1981年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冯兆基出版《军事角度下的中国革命：新军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221)，对新军的由来及在辛亥期间的角色地位进行了阐述，指出武装力量对革命至关重要的作用。1985年《政治学评论》冬季号的一篇文章《晚清地方自治政府：政治话语与道德改革》(222)，探讨实业士绅和官僚士绅与晚清中央政府改革的响应与背离。1997年约翰·菲茨杰拉德出版《唤醒中国：民族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223)，探讨资产阶级人物追求民族独立与进步的变革或革命活动。2002年兰金在《近代中国》七月号文《民族抗议与政治动员：清末收复路权运动中的实践与颂歌》评价了清末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224)。其二为社会思潮与政治变迁：1994年美国犹他大学季家珍在《近代中国》一月号文《晚清的舆论与新式政治抗议（1904—1911）》(225)，认为在清末新政的最后几年，“舆论从一个政治构造元素迅速演化为要求自身法律地位的有组织力量”，由此诱发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满清政府的垮台。2000年路康乐著《满族与汉族：清末民初的种族关系与政治权威（1861—1928）》(226)，主要利用公开的布告和公文揭示出满族旗人与汉族平民间的紧张关系，由此触发的满汉自太平军起义后的在中央和地方上的权势变化。其三为辛亥革命的影响：主要是从社会结构和外交关系角度着手，1980年马若孟在《中国季刊》七月号文《民初的华北乡村：社会经济之关联》(227)，分析辛亥革命前后华北土地的租佃型和地主经营制的变化。2000年利兹大学沈艾娣出版《塑造共和市民：1911—1929年中国的政治仪式与象征》(228)，运用人类学的象征与仪式观点解析了辛亥革命后至北伐战争期间国家活动与民风变化间的关系(229)。1981年刘易斯·芒福德发表《克兰·布林顿模式与辛亥革命》(230)，曾任美国历史学协会主席的克兰·布林顿在1952年《解析革命》一书中认为西方世界发生的数次革命具有“一致性与相似性”这个特质，刘易斯·芒福德此文主要从这个立论出发论证了辛亥革命与中国其他革命的异同处及其独特影响。1997年哈佛大学柯伟林在《中国季刊》六月号文《中国的国际化：共和纪元前后各国在华及在本国的政策》(231)，比较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西方主要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 外交史领域。除了前期侧重对中国与俄国、日本、美国的外交活动进行研究并取得进展外，对法国、东南亚等地的研究也有新突破，分国别介绍如下：中俄关系，八十年代，英语世界出版了两部对鲍罗廷的个案研究：1979年迪亚·霍罗布尼奇的《鲍罗廷与中国革命：1923—1925》(232) 和1981年丹·雅各布的《鲍罗廷：斯大林使者在中国》(233)。1997年艾朴如著《外交与欺骗：1917—1927年中俄密约》(234)，利用中国和俄国官方档案解读俄国对华政策的沙文主义。1979年迈阿密大学陈福霖在《近代亚洲研究》第十三卷第一期文《国共合作的替代：1923年上半年孙中山在香港》(235)，利用孙中山在香港活动史实证明孙中山之联俄联共政策对马克思主义以及苏俄外交政策保留的一面。1989年乌尔干奇·奥农、德里克·普里查特合著《亚洲首次现代革命：1911年蒙古独立》(236)，1980年托马斯·尤因著《中俄外蒙政策（1911—1921）》(237) 与发表在《亚洲研究》1980年第一期文《清廷对外蒙的政策（1900—1911）》(238) 和伦敦大学主办《斯拉夫与东欧研究》1980年七月号文《沙俄、中国与蒙古共和国（1911—1921）》(239) 均涉及了民初政府与沙俄在外蒙问题上的外交斡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