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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海外辛亥革命研究的语境氛围和价值判断也因之改变。与之同步的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也是美国国内反共思潮麦卡锡主义的发展及鼎盛时期，由此引发的“大恐慌”也给其中国史研究带来了冲击和影响，“20世纪四五十年代有关中国的问题被弄得像令人恶心的食物一样无人问津，连狗见了都要掉头作呕”(78)。此外，正在职业化过程中的美国中国史研究者的中文水平也亟待提升，“除了华裔学者外，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本土学者精通中英双语，全美而言，具有使用中文撰写专业论文且达到发表水平的美国学者只有两三人而已”(79)。整体来看，此阶段研究还是出现了一些新景象： 文献资料整理。1950年费正清编《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述指南》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80)，主要利用哈佛燕京学社藏储的中日文相关文献，“收录文献研究、语法、参考书目、译文以及其他学习和研究帮助性资料”(81)，被美国中国史研究大家毕乃德评价为“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提供了巨大帮助”(82)。1956年韦慕庭与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年）》出版(83)，收录资料多是译文，原文资料来源是1927年张作霖搜查苏俄驻北京使馆时缴获的相关档案文献，美国中国边疆史研究专家拉铁摩尔称此套资料“为研究1920年代苏联在华的活动以及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其他相关组织的活动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84)。对于中文文献，也有部分美国学者给予关注。1958年史扶林在1956年由《远东季刊》更名为《亚洲研究》二月号的文章推介1956年大陆出版的《孙中山选集》(85)。另外，1955年黎正中与斯坦利·史伯克特合编《19世纪中国主要官员奏折索引》收录的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曾国荃、李鸿章及张之洞奏折汇报索引目录(86)。 政治史领域。比较重视武装力量及各阶层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1960年陈志让在《通报》文《关于1911至1912年中国军队的一个注脚》(87)，考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辛亥首义回忆录》一书的脚注问题，并借此分析了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军队的配置问题。1959年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何炳棣在美国《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六月号文《中国社会流动的性质（1368—1911年）》(88)，分析了明清两季的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概况。1960年北卡罗来纳大学远东史系汪一驹在美国社会学会主办《美国社会学评论》十二月号文《西方影响与中国的社会流动》(89)，分析受过西式教育的近代中国学生群体和由此引发的阶层流动。1961年汪氏在《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七月号文《中国的知识分子与社会（1860—1949年）》(90)，其中一节以1896至1911年间上至京师下至地方各级学校的教学体制，并分析辛亥革命前中国留学生的留学国别概况。1964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魏安国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院刊》第二十七卷第二期文《苏报案：中国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插曲》(91)，以苏报案为个案研究了20世纪初中国国内出现的民族主义潜流。著作方面，1957年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的《中国中央政府》是对1912—1928年民国政府中央一级政治机构的研究(92)。1966年华裔美国学者于子桥博士著《中华民国的政党政治：1912—1924年的国民党》(93)，以国民党为个案研究，探讨了组织在政党生活和民主发展中的作用，其书的最大优点即是“每个论点都有大量的史实依据”(94)，“受到了研究非西方政治民主过程学者们的欢迎”(95)，“为从事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者们……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96)，“是偏爱这段复杂历史过程的学者之必备书籍”(97)。 外交史领域。出版著述相对较多，但主要关注中国与英美日俄等主要资本主义列强的关系，现分类介绍：中美关系方向，1955年查尔斯·威尔著《美国与中国（1906—1913年：以金融和外交为中心）》(98)，论述日俄战争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推出至1913年的美国对华外交，重点研究威尔逊以及当时美国著名银行家与外交家威勒·史隹特的外交思想，其中对日美在华的利益争夺与权衡也有所论述。中英关系方向，195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任以都著《中国铁路与英国利益（1898—1911年）》(99)，以英国在长江流域、华北和东北的铁路规划与利益为中心探讨英国与法国及德国在华利益的竞争、妥协与合作，其中涉及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铁路政策，并讨论清王朝颠覆与保路运动的关系。研究列强在华投资史的美国学者雷麦在点评时提出，应加深对知识士绅与实业士绅在保路运动及辛亥革命中作用的研究(100)。中俄关系方向，1954年美国学者艾伦·惠廷著《苏联对华外交政策：1917—1924年》(101)，部分章节研究鲍罗廷在华活动史实以及苏俄政策对中国国民革命之影响，费正清点评时认为单纯依赖俄文材料而放弃中日文材料，“尚不能深入探讨中国国内革命”(102)。一些间接性的研究成果也涉及近代中俄关系，比如魏宏利1956年著《中国与苏联俄国》对中俄关系的回溯(103)；1959年唐盛镐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沙俄与苏俄的外蒙政策（1911—1931年）》研究了中俄在外蒙问题上的妥协，其中涉及袁世凯的外交政策、1913年中俄《声明文件》以及以互换照会形式完成了中俄《声明另件》(104)。中日关系方向，1954年美国日本史研究先驱马里厄斯·詹森著《日本与孙中山》(105)，作者精通日文，故从日文材料挖掘了大量信息来论述孙中山的大亚细亚思想、日本对孙中山以及中国革命的帮助，并涉及辛亥革命中的日本影响。有学者认为，该书附录的参考书目以及附加笔记“均弥足珍贵”(106)；有学者对这本建立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的著述所表现出的“整体学术力”和“文字笔法”表示赞赏(107)；该书所征引的日文和中文材料，也成了西方学者此后研究的重要参引资料(108)。1966年时任日本庆应大学远东外交史系助教的池井优在《亚洲研究》二月号文《日本对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之回应》(109)，以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至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为研究断限，研究自1904年日俄战争后在华逐渐占据外交优势的日本对中国辛亥革命的反应，从日本在东北利益的角度分析日本之后与英国联手合作的原因。 人物研究。与前期相比，研究范围更为广泛，出现了专门性且更为系统的学术成果。1961年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110)，是第一部系统研究黄兴并给予积极历史评价的著述，薛氏乃黄兴女婿，彼时在斯坦福大学执教政治学，其撰写目的是为了纠正当时学界轻视黄兴革命地位的倾向，恰如施威雪所论：“把黄兴视作中国革命的领袖，与更为知名的国父孙中山相提并论”(111)。1961年华裔学者陈志让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袁世凯：1859—1916年》(112)，此书出版之前西方学界“未有任何对这位重要的政治与军事人物进行详尽且令人满意的研究”，就此点而言陈书可谓填补了包括英文在内的西方学界研究的空白(113)。1960年华裔学者冷少川（音）与诺曼·帕尔莫合著《孙中山与共产主义》(114)，研究目的是“厘正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的理论渊源”(115)，其实是主要分析孙中山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的不同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