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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物研究的专题论文也值得重视，1957年美国孙中山研究专家史扶林在《亚洲研究》八月号文《孙中山的土地政策：“平均地权”的起源及其含义》(116)，征引材料多是在北京和台北出版的中文文献，既有孙中山个人著述，也有当时孙中山友人的回忆录以及一些官方档案。1959年施乐伯与史扶林在《亚洲研究》五月号合作的文章《中国革命运动中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潮》(117)，探讨了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异同。1960年薛君度在《亚洲研究》五月号文《孙中山、杨衢云与早期中国共和革命》(118)，关注了孙中山、杨衢云在香港、广州和惠州的早期革命活动。1965年陈志让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院报》第二十八卷第二期文《中华末代皇帝》(119)，介绍了溥仪1964年出版的《我的前半生》一书。1965年詹姆斯·雪利在《亚洲研究》一月号文《孙中山逝世后的党派斗争》(120)，论述孙中山1925年逝世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 虽然美国学界在整个五十年代一直为麦卡锡阴影的笼罩，学术环境趋于恶劣，研究机构日常工作几近停滞，主要研究学者的学术空间乃至包括日常生活都受到诸多限制，但如上文所示，第二阶段的海外辛亥革命英文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具体表现在：对史料文献整理等基础性工作的重视，开始注意到了辛亥革命中军队与资产阶级的作用、外交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及专门性著作的涌现，在人物研究上也出现了一些专门且综合性的研究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研究所渗透的思想意识形态比较明显，比如在中国与苏俄关系问题研究上，这些成果多得出“苏俄阴谋论”等论断，美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学者诺斯就此评说道：“自一战后，中国共产主义就归流为国际共产主义的一部分，其最终目标是——一个苏联世界”(121)。 三 1965年8月，在美国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Contemporary China of the American Council）组织下，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芮玛丽（Mary C. Wright）召集来自七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在新罕布什尔州集会，探讨1900年至1913年的清末民初中国史。这次会议对欧美学界的辛亥革命研究至关重要，此后以美国为主体的海外辛亥革命研究在史料挖掘与整理、研究视野的扩大与研究方法的多重运用上有了长足发展，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徐中约对此评价说：“这份论文集……鲜明地摆脱了以往只关注孙中山等少数革命党人的研究方式，开始关注清廷政府、立宪党人、地方革命领导人、士绅和小资产阶级”(122)。分类来说： 文献汇编及综述。1970至1971年间，被徐中约誉为可与“恒慕义编《清代名人传略》(123) 相媲美”(124) 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在纽约和伦敦出版(125)，其中第三卷由美国民国史研究专家包华德担任主编。这部四卷本的辞典工具书从1955年就开始谋划编纂，原计划收录800个条目，后缩减为600条，其中由包华德主编的第三卷与辛亥革命研究尤为相关，纳入包括毛泽东、孙中山、汪精卫等在内的20世纪著名政治人物。1975年胡佛研究所谢文孙编译《中国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编纂：述评和书目选》(126)，列举368种中国学界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著述书目，全书分为四个阶段论述：（1）革命运动的早期著述（1902—1926年）；（2）1927—1949年间的民族主义者著述；（3）1949年后马克思史学研究者的著述；（4）1945年后台湾的史学发展。 1972年以研究毛泽东思想与共产主义闻名的斯图尔特·R. 施拉姆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院刊》第三十五卷第三期文《20世纪初中国革命运动的新进研究》(127)，利用1968年芮玛丽《革命第一阶段1911—1913年》、1969年高慕柯《中国知识分子与1911年辛亥革命》、1971年兰金《早期中国革命者：1902—1913年间的上海与上海的激进知识分子》以及法国白吉尔、台湾张朋园等人关于辛亥革命研究的著述介绍了西方学界对辛亥革命人物的个案研究。1976年周锡瑞在《近代中国》四月号文《1911年辛亥革命史研究回顾》(128)，回溯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辛亥革命研究历程，把西方的研究路向分为以孙中山为中心的正统研究、黄兴与宋教仁及其他革命党人研究、激进主义研究、中华革命党及其重组研究、激进或保守士绅研究、早期资本主义研究、社会下层研究。 政治史领域。此期该领域出现了三种新的研究景象：其一为革命组成阶层研究。1973年程叶林（音）著《中国的首次革命》(129)，论证了传教士、外交官员以及外来商人对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革命中出现的阶层分化及对革命的态度。1975年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冯兆基在英国剑桥大学主办的《近代亚洲研究》第九卷第一期文《辛亥革命期间的颠覆武装》(130)，研究了革命军新军并探讨新军与知识分子间的关系。1976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阿门特劳特在《近代亚洲研究》第十卷第一期文《1902—1903年的广州起义》(131)，运用《中西日报》、《文兴报》、《大同日报》、《中国报》等中文文献，以广州起义为中心，展现出孙中山与基督徒、孙中山与三合会等秘密会社、孙中山与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多维联系及各自规划的革命图景。1976年颜清湟著《海外华人与辛亥革命》(132)，以同盟会为个案，利用新加坡发行的支持改良的报刊《中兴日报》和支持革命的报刊《南洋总汇报》，“文献支撑极为坚固”(133)，研究该会在东南亚特别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人间的募捐、建立基地以及与当地华企间联系的活动，此书的中心主线是突出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精神与排满思想，并且强调同盟会在组织动员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孙中山的领导权，但“却有过度渲染之嫌”(134)。其二为政党政治研究。1974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费德曼著《退回革命：中华革命党》(135)，由四部分组成：（1）中华革命党前的中国党派；（2）中华革命党；（3）乡村革命；（4）革命党的垮台，中心主题如费德曼在序言所指，即是“用新的视角来观察中国乡村革命”，有论者认为该书用“丰富的资料和精细的文字”来“捍卫孙中山是为中国革命中心角色”的西方传统观点(136)。1976年密歇根大学杨格在《近代中国》四月号文《概论：辛亥革命期间的领导与选民构成》(137)，从整体研究辛亥革命的领导权和议员构成问题，辨析孙中山对同盟会的控制能力、孙与各种反清派别的同盟与斗争关系，结论认为，尽管晚清士绅在阶层上存在着分化，“但其高度的凝聚力可能是解释古老王朝秩序崩溃的原因所在”(138)。另外还有一些通论性著述值得重视：1974年曾任加拿大驻华大使的切斯特·朗宁著《中国革命实录：从义和团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39)、1975年美国冯玉祥研究专家薛立敦著《分裂的中国：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140)、1976年澳大利亚马克林著《中国：革命之影响》(141)、1976年美国学界翻译的谢诺、巴斯蒂与白吉尔合编的法文著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142) 等。 区域史领域。1970年魏斐德在《亚洲研究》二月号文《革命就是另一种暴力循环：汕头与辛亥革命》(143)，以辛亥革命期间的汕头为案例，从社会阶层的转变、政权力量的更迭、新力量与新思想的涌现证明辛亥革命虽然在国家层面是“失败的”，但它所产生的区域影响不可估量。1973年迈克尔·亨特著《前线防卫与门户开放：满洲与中美关系（1895—1911年）》(144)，其中研究了锡良任职东北的史实以及此后民初政府的满洲政策。1974年柯白著《四川与中国共和：省级武装与中央集权（1911—1938年）》(145)，主要围绕地方军阀、国民党中央政府、地方士绅间的斗争与合作。1975年路康乐著《中国共和革命：以1895—1913年间的广东为例》(146)，研究以士绅为主的地方力量与中央改革间的互动关系、地方士绅与改良及革命的关系，在论述辛亥革命成因时使用两个社会学术语：“失调的社会系统”和“期望值的增强”，“是首部令人信服地描绘出清廷改革对地方影响的著作”(147)。1976年卢其敦著《中国革命的序幕》(148)，从1891年反教运动到1898年的激进改革再到20世纪初的收回利权运动，展现出以士绅为主流的湖南知识思想分子从排外到迸发民族主义精神的过程。1976年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149)，对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萍浏澧起义、武昌起义“均有丰富的描述和新鲜的见解”(150)，在清末改良运动与此后辛亥革命间“建立了重要的关联”(151)。1977年弗吉尼亚州立工业大学汪荣祖在《近代中国》七月号文《民众动乱与辛亥革命在江苏》(152)，以江苏为个案探讨辛亥革命之区域影响，文章认为，“辛亥革命前的乡村暴动、城镇骚乱以及革命活动均为民众动乱的组成部分，对江苏省的独立以及清廷的最终崩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5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