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史与教育史领域。对激进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成为新热点：1969年高慕柯著《中国知识分子与1911年辛亥革命》(154)，以1898年至1911年为研究时段，特别探讨1905年至1907年中国呼吁改良或革命的知识分子诸如梁启超、章炳麟、陈天华、胡汉民等人的活动，其中对章炳麟的研究被海外学界视为“最为全面的分析”(155)。1971年兰金著《早期中国革命者：1902—1913年间的上海与上海激进知识分子》(156)，通过这一区域史研究可以透视出上海和浙江的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间的思想互动关系(157)。1977年弗格尔在《近代中国》七月号文《中国历史学家笔下的种族与阶级：章炳麟的相异阐释与辛亥革命的反满主义》(158)，探讨章炳麟在辛亥革命期间的激进言论以及不同阶段的中国历史学家的解读。另外，对辛亥革命引起的教育改革及对妇女运动的影响也是研究的重心之一：1974年巴里基南在《亚洲研究》二月号文《民初的教育改革与政策》(159)，认为民初教育政策与措施是肤浅且疲弱的，故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也相对有限。1975年美国卫奇塔州立大学夏洛特·比韩在《近代中国》十月号文《中国妇女报业中的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1902—1911）》(160)，展现出清末舆论在知识女性中间宣传民族主义以及动员后者参加革命的努力。 外交史领域。仍多集中在中国与美、俄、日等在华利益上占据相对优势的资本主义列强的关系方面： 中美关系方向，1968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李恩涵在《亚洲研究》十一月号文《中国政府对国外在华采矿投资的回应（1902—1911年）》(161)，研究清廷在收回矿权方面的努力。1970年印度加达乌普大学N·S·博斯出版《美国对中国辛亥革命的态度及政策》(162)，探讨美国政府与舆论对1911—1921年间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族革命的看法。1972年《太平洋历史评论》二月号刊发的《中国革命中的中美项目的失败：1908—1911》(163) 一文，利用台北出版的中文孙中山文献资料、与孙中山交好的西方友人的著述以及美国政府官方档案特别是要员间的信函往来，“弥补了学界在1911年辛亥革命研究中忽视美国角色地位的做法”。1977年旧金山州立大学布莱恩·乔治在《太平洋历史评论》七月号文《国务院与孙中山：美国政策与1920—1924年中国的民族革命》(164)，利用外交部要员间的往来信函揭露出美国反对孙中山革命的态度，以此窥探美国政府对亚非国家民族革命的外交政策。1977年迈克尔·亨特在《商业史评论》春季号文《美国与中国市场：经济机会与经济民族主义（1890年代至1931年）》(165)，探讨了中美近代经济关系。 中日关系方向。1969年皮特·劳著《英国与日本（1911—1915）：英国外交政策研究》(166)，引用大量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的官方与私人档案及信函，围绕“二十一条”探讨英国与日本在华利益的竞争与合作。1972年艾尔波特·奥尔特曼与史扶林合作在《近代亚洲研究》第六卷第四期文《孙中山与日本：1914—1916》(167)，研究孙中山自1914年在日本建立革命党至1916年返回国内“二次讨袁”期间的革命活动。 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研究。中法关系研究可见1972年芒霍兰发表于《亚洲研究》十一月号的论文《与法国联系的失败：法国与孙中山（1900—1908）》(168)，使用官方档案文件论述孙中山欲求法国帮助建立国家的企图以及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斗争与合作。中俄关系方向，《中国季刊》1970年第一期刊发两篇文章介绍新发现的俄文材料，事关孙中山倡导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在华苏俄专家的活动(169)。1974年美国哈佛大学贾士杰著《俄国与中国革命根源（1896—1911）》(170)，第一章以康有为和严复为核心概览了19世纪晚清中国的知识界，第二章和第三章论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沙俄的相异的两种印象，第四章至第七章以清末改良派与革命派为主分析了沙俄革命对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人物个案研究。涉猎广泛，对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等精英人物的研究均有专著问世。关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研究，1968年沙尔曼1934年的著作《孙中山评传：其生平及意义》经斯坦福大学重印(171)。1968年时任希伯来大学教授一职的史扶林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起源》(172)，主要探讨孙中山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的革命活动，展现孙中山希冀得到外国支持进行民主变革的心路历程，其中也涉及“孙中山与秘密会社（会党）之间的关系”(173)。1969年R·布鲁斯在伦敦牛津出版社出版一本64页的孙中山画像集(174)。1976年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廷著《孙中山：受挫的爱国者》(175)，通过孙中山多次在海外华人中募捐活动的失败（详见头四章）、寄望向外国政府的求援以及在联俄联共期间与俄国的关系（见第五至第九章）等事例，描绘出孙中山一生中向外部求援的窘困篇章。孙中山政治与经济思想研究，1968年加州大学主办的《农业历史研究》十月号文《孙中山关于土地利用的观点》关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中的土地政策(176)；1969年《亚洲研究》二月号文《郑观应（1841—1920）：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来源？》探索郑观应对孙中山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177)；1974年《美国经济与社会学期刊》四月号文《孙中山与亨利·乔治：土地政策在他们政策教义中的角色》探讨美国十九世纪末期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中的“平均地权”的影响(178)；1977年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贝德斯基在《中国季刊》一月号文《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政权观点》比较孙中山与毛泽东关于政权中阶级构成成分的异同点(179)。 其他人物个案研究。1971年薛君度编《现代中国的民主革命者》(180)，收录19篇专题研究文章，研究了自太平天国时期的洪秀全、洪仁玕到孙中山、黄兴、邹容、陈天华等革命党人，还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陈公博以及张国焘等早期共产主义者。1972年赖泽涵著《献身民主：宋教仁与辛亥革命》(181)，研究了宋教仁自1905年在旅日学生间创办同盟会至1913年遇刺间的革命活动，其中对1905年旅日学生游行的研究是西方学界有关此论题“最为完整的论述”(182)，也有学者认为赖书“重新评估了宋教仁的历史地位”(183)。1973年戴福士著《锡良与晚清国家改革》(184)，锡良与外人交往以及由此显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是本书研究的主题之一(185)。1977年密歇根大学杨格著《袁世凯：早期共和的自由与专制》(186)，把袁世凯刻画为“一位非暴力使用者，首要目标是掌控政治权力”(187)。 与前期相比，此期海外辛亥革命英文研究在研究内容、切入角度、方法运用上都有新突破且收获诸多，是为百年研究中的发展、突破及走向成熟的阶段，主要表现在：在基础性的文献史料编纂工作上，编译包括中文、日文和法文在内的非英语类研究著述，整理并出版有关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基础文献资料；在研究内容和切入角度上，对资产阶级和地方士绅的作用、清末会党与革命、海外华人与革命、革命背后的社会与经济变动成因、革命党人之间的合作与离异、近代思潮及知识分子与革命、美国政府与民众对辛亥革命的疏离、对宋教仁与黄兴等革命党人革命活动的研究均为新的研究亮点；在方法理论运用上，历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特征更为明显，1960年代中层理论研究在美国学界兴起，再与区域化学术细化手段和比较史学等的结合，使辛亥革命研究在内容上更为深入和精细。不过，此阶段研究在诸多领域虽取得丰厚的学术成果，但并非已臻完备，恰如高慕珂在《中国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中所言：“辛亥革命有诸多未知之处，有待后来者注意”(18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