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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史领域研究。比较值得注意的论述有：1978年A. 麦克当纳著《乡村革命的城市起源：中国湖南的精英与大众（1911—1949）》(276)，研究革命过程中的中国阶层分化及对革命的影响。1980年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苏堂棣著《省级武装力量与中华民国：以滇军为例（1905—1925）》(277)，在民族主义、革命思潮以及地方割据的背景下研究滇军自1905年建立至北伐战争前的发展历程，为西方学界“提供了关于中国地方军阀的弥足珍贵的信息”(278)。1986年兰金著《中国的精英行动主义与政治变迁：以浙江为例（1865—1911）》(279)，重点研究自太平军起义至辛亥革命前的浙江省士绅及其阶层意识的觉醒，其中精英行动主义是指浙江地方士绅在太平军起义后的政治及社会重建上的努力，兰金指出此种精英行动主义非但没有促使清室之复兴，反而在辛亥革命中成为灭亡清朝之动力。1994年美国学者巴瑞·克纳著《中华帝国经典儒家学说的谢幕：长江下游地区的社会变化（1864—1911）》(280)，系对江浙地区儒学复兴与社会经济变动间关联的研究。论文方面，2007年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彼得·沃幸在《近代中国》四月号的有关1911年至1921年贵州地方军阀冲突的文章(281)。1987年杜赞奇在《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一月号文《华北地方财政研究（1911—1935）》(282)、1988年邵式柏在《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七月号文《租佃制再思考：其在晚清及民初之时空变化》(283) 对区域经济的研究；1983年香港中文大学吴伦霓霞在《近代亚洲研究》第一期文《香港文化人在塑造近代中国中的地位》(284)、2004年李丹柯在《近代中国》十月号文《四川民间文化与反帝及民族情感运动的关系》(285) 等均是对区域文化的研究。 就此阶段研究成果来看，除了继续沿着前期的学术路线即对基础性文献的整理、政党政治、资产阶级的角色与作用、列强诸国在华的利益纠葛及对革命走势的影响、近代思潮与革命等方向上颇有建树且呈现出更为全面和综合的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新亮点值得重视：对非英语类学术成果的介绍及对辛亥革命研究概况的回顾与总结、对辛亥革命期间军事武装的重视并出现了区域性研究的成果、对清末民初的中央与地方权势变迁及影响、海外华人与辛亥革命等方向均涌现了一批代表性的著述。另外，一些研究者赶赴中国参与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查询文献资料，同时得以把部分中文学术成果介绍给西方学界，这无疑有益于中西学界之间的良性互动。但应当注意的是，这些研究还多集中在八九十年代，而进入新千年后的成果却相对薄弱，新材料的挖掘、新角度的切入以及梯队人才的培养，这也许是今时以美国为主体的海外辛亥革命英文研究学界所必须思考及亟待解决的问题。 五 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而言，以英语为写作语言的学术研究无疑是国际辛亥革命研究主要且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其中又以美国学界为主体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这些都在把辛亥革命研究蜕变为一门具有国际性的史学研究分支，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由之，总结这些英文研究的整体学术特点，不仅有利于中国学界梳理和把握百余年来的海外研究发展脉络，同时也值得我们学习并借鉴： 其一，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辛亥革命爆发不久之后，即有在华传教或游历的西人发表概述性的记叙文章，同时也有一批受过专业学科训练的政治学与历史学研究者发表了一系列严谨性的学术成果，此后参与的学者群体逐渐呈现出职业化的研究道路，研究范围也由之扩大，从单纯地注意到辛亥革命爆发的起因过程及国际关系的演变深化到革命中的阶层分化、地方武装力量与革命、革命背后的社会与经济变动、革命党人中间的合作与离异、近代思潮及知识分子与革命、海外华人与革命等领域，并出现区域化研究的特点，这一切都源于不同学科的积极参与，使社会学、政治学、外交学、人类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融入到学术研究中，呈现出历史学研究社会科学化的特点，这些赋予辛亥革命研究在内容和深度上出现专业化和精细化的特点，给世人呈现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研究景象，以美国为主体的辛亥革命研究也得以得到他国认可并产生世界性的影响。 其二，对基础研究工作以及他国研究成果的推介并借鉴。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始，美国学界就比较重视文献史料汇编等基础性研究工作的开展，一系列关于辛亥革命政党政治研究、共产主义影响、人物研究的文献丛书相继出版，这既给本国学者带来研究之便利，也使其研究在领域涵盖幅度上更为广泛，而这种基础性的工作不仅需要编译者的语言把握能力，且需要数代学者前赴后继的努力，以美国为主体的辛亥革命海外英文研究无疑做到了这点。此外，除了给非本国学者开辟学术空间发表成果外，诸如《近代中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院刊》、《近代亚洲研究》、《中国季刊》、《亚洲研究》、《太平洋历史评论》等英文期刊还重视跟踪、译介、评述他国的新近成果，这既能给学界的学术交流打造一个公共舆论的平台，也体现出了美国学术平台为学术研究、学界中人服务的精神。 其三，重视自我否定，并在否定中发现新问题与新视角。1968年，芮玛丽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1900—1913）》作序时说道：“我们这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面对着罗列的新例证，一开始不免心慌，而后满怀激情，信心十足。原来我们过去在课堂上讲授的、在教科书上撰写的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形象，几近错误。”(286) 这种批判精神和由之诞生的创新也体现在其成果背后体现出的研究模式上，从“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再到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无疑也深化和拓宽了对辛亥革命的学术研究，为下一步的研究辟开了新视角并提出了新命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以美国为主体的海外辛亥革命英文研究已臻以完备，在已取得的成果中也并非全为肯定的一面，中西历史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差异、特定时期的学术研究所渗透出的政治性色彩、为政治和国家利益服务的功利性目的也影响了其研究的客观度和中立性。但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是经验抑或教训，这些海外研究成果终究置身于中国本土以外，是有着一批与中国学术训练体系大不同的学者用着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所从事的接近一百年来的工作，“横看成岭侧成峰”，对这些研究成果的介绍与学习，也许能够开拓中国学者的研究思维，借鉴并完善国内已有的学术成果，丰富我们对辛亥革命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认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