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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1978年普罗维登斯学院迈克尔·米塔罗在《太平洋历史评论》五月号文《美国传教士、孙中山与辛亥革命》(240)，认为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舆论乃至美国政府都对中国革命抱有“谨慎的态度和姿态”，不过却有一部分在华美国传教士对中国革命报以同情和理解。1979年美国马里亚大学克拉伦斯·B. 戴维斯在《太平洋历史评论》二月号文《英美在华的竞争与合作（1915—1917）》(241)，对民初英国和美国在华利益上的竞争与合作进行了研究。1983年詹姆斯·里德著《传教士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242)，论述旅居中国的美国新教传教士在舆论层面对中美关系的影响。1984年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美国与中国的改良与革命（1898—1922）》(243)，从美国文献的角度分析了美国社会与民众对中国近代革命或变革的态度及政策。1986年丹尼尔·克雷与托马斯·布莱斯林合著《寻常友谊：美国对共和中国的反对》(244)，重点比较美国近代外交政策中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美元外交”与伍德罗·威尔逊“传教士外交”间的区别，以1909—1916年的中国历史为研究断限，“使用大量广泛的原始材料”，“得出中美关系实为普通的关系”而非普遍认可的“特别之友谊”(245)。 其他国别研究。1979年约瑟夫·巴洛著《孙中山与法国人：1900—1908》(246)，研究孙中山与法国支持殖民主义党人的交往，为美国学界“提供了新的视角来理解美国中立政策的实质”，“应值得学界充分重视”(247)。1984年安斯切尔著《荷马李、孙中山与中国革命》(248)，研究荷马李从保皇派走到革命派的过程及原因，并分析了他为中国革命发展所打造的国际舆论环境。1984年孟轲著《中心之中国：外国政策在华三百年》(249)，研究列强诸国在华利益上的竞争与合作。1987年E. W. 爱德华著《英国在华外交与财政政策（1895—1914）》(250)，研究以汇丰为首的英资银行在清廷及民初政府向国外举债过程中的作用和因之引发的在华利益争夺。1993年美国乔治亚大学任达著《中国（1898—1912）：新政改革与日本》(251)，认为晚清教育与政体改革深受日本影响，不过其书“日本专家在军事、政治、法律、司法和政体改革的角色则使用过多的二手文献，过于简短”(252)。 海外华人研究。与前阶段相比，有关此方面的研究成果更为系统且有多部著作问世。1981年戈德利·迈克尔著《南洋的官僚资本：海外华人资本与中国的现代化(1893—1911)》(253)，考察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期间南洋华人的企业运作，分析“在殖民地港口城市的西方环境下中国文化和价值之反应”及“清廷政府对海外资本的态度演化以及在最后十年争取海外资本支持新政改革的努力”(254)，被白吉尔视为“一部清醒与华美之作”(255)。1983年蔡石山著《中国与美国华人（1868—1911）》(256)，研究美国华人与晚清政局及辛亥革命的关系。1991年马伊芙·阿门特劳特著《革命党人、君主立宪派与唐人街：美国华人与1911年辛亥革命》(257)，涉及美国华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以及由之引发的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变化。代表性的相关研究论文可见1982年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颜清湟在《近代亚洲研究》第十六卷第三期刊发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海外华人民族主义（1877—1912）》(258)，研究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民族主义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兴起及对海外华人政治生活的影响，认为可以把东南亚的华人民族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民族运动的支流。 人物研究。从数量上来看孙中山研究仍占据主要篇幅。孙中山思想研究：1979年美国学者格雷戈尔与张霞在《亚洲研究》十一月号合作的文章探讨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以及对外国在华投资利益的观点(259)。1982年格雷戈尔与张霞在《太平洋事务》春季号文《马克思主义、孙中山与“帝国主义”概念》(260)，全文围绕一个中心论点即孙中山是否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而展开讨论。1989年印第安纳州立博尔大学郑竹园编《现代社会下的孙中山教义》(261)，收录来自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专家的论文十二篇，但由于过度美化孙氏且“避讳”其缺点而被学界批评(262)。1991年张绪心和高理宁合著《天下为公：孙中山及其革命思想》(263)，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尚未成功之革命”有四章，介绍孙中山的生平及其“狂热的”革命生涯，重点描述了孙中山身上的中西文化教育背景以及孙氏追寻外国帮助的努力；下部分“孙中山：其人与思想”有三章，评析孙中山的人品品质以及革命思想，不过该书对孙氏的思想遗产有“拔高之嫌”，且利用二战时日本侵略者认同“三民主义”教义来证明国外对孙氏思想认可(264) 更可商榷。2001年奥黛丽·威尔斯著《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其发展与影响》(265)，把孙中山描绘成人类史上罕见的革命领导人，希冀把中国建设为一个和平且现代的社会与国家，并分析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对1950年后台湾发展的影响。另外，1994年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保罗·特雷斯科特在《美国经济与社会学报》七月号文《亨利·乔治、孙中山与中国：不仅是土地理论的关联》(266) 从亨利·乔治的人口理论、外交思想、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以及土地政策等方面研究了对孙中山的影响。2005年格拉纳多斯在《太平洋事务》撰文探讨中国与南海的问题时也回顾了孙中山的海权思想(267)。孙中山革命活动研究。此时期的研究虽体现出“拨正”以前研究中过度美化的特点，但是也有走向另一个极端之嫌。1980年史扶林出版《孙中山：不彻底的革命者》(268)，探讨孙中山革命活动中对外妥协的一面，对孙中山评价较低，认为孙中山不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也由孙中山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妥协认为孙并非一个“彻底的革命家”。1986年黄宇和著《历史形象的创造：孙中山在伦敦（1896—1897）》(269)，讲述了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远避英伦为清廷公使馆诱捕一事上被戴季陶、邹鲁、冯自由等人“英雄化”的过程及实质，被韦慕廷评价为“历史探解类著作的大师之作”(270)。孙中山影响研究。1981年格雷戈尔等三人合作的《意识形态与发展：孙中山与台湾的经济发展史》(271)，分析60年代后台湾的经济腾飞与孙中山三民主义之间的关联。1987年理查德·埃德蒙德在《中国季刊》九月号文《孙中山的铁路计划遗产》(272)，分析孙中山的铁路计划对此后中国四五十年代铁路发展的影响。1987年迈克尔·戈德利在《澳洲中国事务研究》七月号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孙中山与中国的国际关系》(273)，以1914年至1918年孙中山与外国资本、孙中山与帝国主义、孙中山与共产主义考察了孙中山的经济观点以及三民主义中的民生观点，并分析对此后中国大陆及台湾发展的影响。 其他人物研究。此时期对袁世凯进行个案研究的著述可见1980年斯蒂芬·麦金农著《晚清帝国的权势与政治：京津时期的袁世凯（1901－1908）》(274)，以袁世凯1901－1907年任直隶总督和1907－1908年赴京就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段时期为研究时间断限，把这两段时期视为袁世凯在清末政坛崛起的关键阶段，且把袁氏得势的缘由概括为三点即与英国的交好、强大军事力量的支持以及政治派系的建立。1979年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州立大学苏芳宗在《近代亚洲研究》第十三卷第二期文《恶毒太后：关于慈禧的修正研究（1835－1908）》(275)，利用《光绪朝东华录》、《清德宗皇帝实录》、英国外交蓝皮书等中外文资料考察了慈禧与晚清局势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