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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建新肯定了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认为陈翰笙的调查成果客观、详密、系统、准确,是一笔宝贵的材料。总的说来,以满铁和陈翰笙为代表的一大批农村调查成果的史料价值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同时诸多学者也对民国时期的农村调查材料根据不同的特点分析其利弊,对今后将要使用这些材料的学者无疑会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社会调查的重要史料意义已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认同。夏明方、李金铮等都明确指出了这些调查资料的意义所在,他们都认为社会调查是对历史事实真实而系统的记录,为后人留下的不是零散的记载,片段式的回忆,或个别的案例,也不是对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猎奇式的报道和表象描述,而是经过周密的调查问卷或是深入的田野访谈(当时叫实地研究或实地调查),并经过系统标准的加工和综合性的量化分析后才得到的结果。这些调查者在向社会公布其发掘的事实和数据时,每每对调查的范围、过程、方法和局限性都要做出比较清楚的交代,这样系统的资料,远比堆积式的案例举隅来得真实①。李金铮指出,定县调查的价值还有一方面未曾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定县调查成果为我们保留了大量的传统文化遗产。如《定县农村工业调查》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每种手工业的原料、制作工艺方法,《定县秧歌选》记录了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戏曲,这些都是为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②。 黄兴涛、夏明方也指出了社会调查报告的重要史料价值。两位学者在《清末民国社会调查及其学术内蕴》一文中指出,整个清末民国时期,社会调查报告的数量大,载体多,实在很难全部收罗。据初步估计,总量恐不少于3万种,调查范围也极为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交通、婚姻、家庭、宗教、习俗、人口、社会阶层与组织、灾害与环境等各个方面,内容丰富至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社会调查资料是此前中国所不曾出现的大宗新式史料,尽管已经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并有效地利用了其中很少的部分,发表了一些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但与传统类型史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相比,其整体的史料价值乃至学术认知价值,迄今仍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认知和应有的重视③。 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伴随着学术界对民国时期农村调查资料的整理与评价,一大批研究性成果相继问世,主要有魏宏运主编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太行山地区社会调查与研究》,黄兴涛、夏明方主编的论文集《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眭鸿明的《清末民初民商事习惯调查之研究》,王淮冰的《江村报告》等。这些研究成果,较好地利用了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的材料,对于当时不同地区的农村状况有了更为清晰、客观的论述。此外,博士、硕士的研究成果数量也相当可观,主要有郑清坡的《农村经济百年变迁——20世纪定县研究》,李章鹏的《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1937》、任伟伟的《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研究》等博士论文;赵金鹏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研究》、葛海静的《民国时期知识界关于中国农村调查述评(1925～1935)——以卜凯、陈翰笙、李景汉农村调查比较为中心》等硕士论文。以上这些成果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晚清、民国时期的农村社会调查,其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农村调查的意义、方法等。整体比较而言,博士生的论文具备较高水平,堪称较为深入的研究之作,如李章鹏的文章对调查报告书目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不仅见其用功之深,也具有重要的索引和参考价值。博士、硕士研究生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对民国农村调查研究注入了后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夏明方:《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兴起》,《中华读书报》,2007年8月1日,第011版。 ②李金铮:《定县调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里程碑》,《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③黄兴涛、夏明芳:《清末民国社会调查及其学术内蕴》,《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