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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景汉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基本上也集中在新世纪初以后①。吕文浩指出,李景汉的学术涉猎大大超过了社会统计调查的范围,从对人类学方法的涉猎与讲授和对社区研究派的欣赏两方面,揭示了李景汉多角度的学术视野②。郑京辉和任会来对李景汉的学术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分析了李景汉的调查方法和调查理念,指出李景汉的社会调查多采用统计方法,注重材料的原始性,重数据,重应用,具有很强的学术与应用价值③。 新世纪以来,对民国时期农村调查的梳理及有关评价,逐步向区域性和典型性方向发展,李金铮的《定县调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里程碑》和杨学新、庞琳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北农村社会状况调查述评》两篇文章是典型代表。李金铮对影响较大的定县调查做了细致的研究和分析,为个案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式。作者首先梳理了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调查的历程,指出平教会在定县的调查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6年至1928年,办事处设在翟城,以附近东亭镇的62个村为实验基地,负责调查工作的是平教会生计教育部主任冯锐;第二阶段是1929年后进行的全县规模的调查,1928年6月评价会成立了社会调查部,1929年秋,评教会总部由北平迁至定县,遂以全县为实验区,这时李景汉担任社会调查部主任;第三阶段是1933年河北县政建设研究院成立,也以定县为实验县,平教会的乡村建设实验开始纳入县政建设轨道。李金铮对不同阶段的调查内容、调查深度以及广度进行梳理,并总结了社会调查部整理的大量资料。其次按照社会调查目的的不同将定县调查的意义分为认知型、服务型、改造型和综合型四类。作者认为,中国学者在认知的基础上更加偏重服务和改造,甚至融入了强烈的民族感。定县调查是一种综合性调查,兼具认知、服务和改造三种调查之特征,或可概括为学术和实用的双重目的,而以后者为主④。此外作者还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了定县调查开展条件的利与弊,指出天灾人祸、战乱不堪的社会环境、金融和度量衡的混乱、农民对社会调查的恐惧和敷衍的心理是定县调查最大的弊端。与其他大部分调查团体相比,定县调查所具有的优势是,当时定县调查的主持者都是一流学者,例如初期负责人冯锐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农学家,在来到定县以前,就曾经在广东、江苏、山西、河北等省调查乡村生活;美国社会调查专家甘博尔不仅在理论上给予平教会指导,同时也在经济上给予很大的支持;李景汉在美国求学9年,专攻社会学和社会调查研究方法,1924年回国后对北平人力车夫、手工艺人行会进行组织调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为定县调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平教会的社会调查以整个定县为依托,辅有政府机关的支持,尤其是在河北县政研究院和定县实验县成立以后,其中的人口调查就是由平教会与县政府合作进行的,其经费大都来自国内外的捐助。平教会的社会调查与乡村建设实验相辅相成,在此过程中与农民建立了比较好的互动关系,同时也得到了平民教育培养的学生的极大支持。 在调查方法上,民国时期参与农村调查的学者,几乎都注意到了传统的社会关系与先进调查方法的结合,借助村领袖和有声望的人士包括当地的校长、教员等展开调查,严格选择和训练调查人员并运用了系统的西方社会学调查手段,最后李文对定县调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提出了不同于黄宗智的意见,认为定县调查与满铁调查的区别所在及定县调查的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即保留了大量的传统文化遗产⑤。 杨学新、庞琳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北农村社会状况调查述评》一文,按照调查主体的不同将河北的农村调查分为五种,即高校团体、科研机构、乡村建设派、政府机关和日本五个方面,并按时间顺序进行分类。之后又从调查内容、调查方法、调查类型、典型调查和与西方科学文化的关系五个方面对河北农村调查的特点进行总结,并简要地分析了农村调查广泛进行于河北省的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郑京辉、任会来:《民国时期李景汉社会调查探析》,《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吕文浩:《多角度理解李景汉的社会调查观》,《团结报》2011年5月12日,第007版;包路芳:《从村屯到城市——李景汉北京郊区调查80年回访》,《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郑杭生:《李景汉与〈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中国社会工作》1998年第2期;孙庆忠:《李景汉:中国社会调查的拓荒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22日,第A08版;等等。 ②吕文浩:《多角度理解李景汉的社会调查观》,《团结报》,2011年5月12日,第007版。 ③郑京辉、任会来:《民国时期李景汉社会调查探析》,《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④李金铮:《定县调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里程碑》,《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⑤李金铮:《定县调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里程碑》,《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