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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1948年底到1949年初，国内战局急剧变化，国民党军队在江北溃败，江南局势极不确定。在此形势下，南京政府一方面中枢易人，开始与中共接触谋和；另一方面仍积极备战，并有计划地或临时将政府机关和文教机构迁往华南和台湾。中央大学是位于国都南京的一所国立大学。1949年初短短几个月内，由南京政府推动的中央大学“应变”措置引发了学校内部关于迁校与不迁校的斗争。该校大部分师生不迁的抉择，既是校内国共政治角力的结果，也与校务维持委员会的决策有关。这种特殊时期的“教授治校”方式与校内的政治氛围交错互动，造成学校原当局的合法性被消解，随之伴生的是国民党在这所大学原本拥有的政治统合力的丧失。 关 键 词：中央大学 校务维持委员会 南京解放 南京大学 作者简介：蒋宝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获得全面胜利，在淮海和平津两大战场，虽然仍处于对峙状态，但江北国民党军全线溃败似成定局。1949年初，国共彻底攻守易势，江南地区局势顿时变得极不确定。在这样的形势下，南京政府一方面中枢易人，开始与中共接触谋和；另一方面仍积极备战，并有计划地或临时将政府机关和文教机构迁往华南地区和台湾。最近，林桶法对大陆政权易手之际南京政府行政院、外交部、资源委员会、中研院等机构以及重要文物和“外省人”迁台的经过进行了细致的梳理。(1)林著注重“迁”的过程，而事实上，在此历史关头，有更多的机构(特别是学校)和个人在“迁”和“留”之间选择了后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去与留原本都是选项，抉择背后的复杂缘由值得审慎体察。 尽管学界视角各异，但大概都不否认1949年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关键年份。在历时一甲子之际，以1949为主题的学术著作颇有涌现。(2)本文以1949年政治变局中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3)为例，为1949这一特殊的历史和政治符号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考察视角，希望深入对大陆政权易手之际高校应对问题的认知，探讨此时国共两党的措置对大学师生群体的去留产生何种影响，并呈现历史转折点上多数普通人的“历史感受”。 一、迁或留：中央大学的“应变”准备 1948年十一二月间，华东和华北两大战场鏖战正酣，战事对国民党军渐趋不利。由于解放军可能很快攻占江北全境而致南京不保，从11月起，南京政府行政院便开始部署在京各机关的迁移工作。(4)12月7日，教育部致函中央大学，转达交通部疏散事项，教职员疏散由交通部疏运会统一安排车票，疏散路线为南京—上海—杭州—株洲(换票)—衡阳—广州、柳州。(5)同时，和疏散各机关人员眷属一样，中大教职员可借支薪津两个月。(6)到12月底止，中大实发3个月疏散费，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7) 由于时局不稳，人心惶惶，到11月中旬时，中央大学学生多无心上课，课堂人数寥寥，不少人已提前离校，教授们也生活困难，“对于上课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8)12月中旬，中央大学提前放假。(9)12月底，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南京会晤中央大学校长周鸿经。周鸿经透露，中大校方已派教授范存忠至台湾，胡焕庸至福州，另二人到广州寻觅新校址，但周深感“迁移计划不易实行”。(10)在12月20日致学生李新民的私函中，周鸿经说因行政院改组，教育部对学校迁移尚无指示，“瞻望前途，殊为茫茫”。12月31日，周鸿经再致函李新民，说在任校长半年之后已“颇思隐退”，他的家眷已转移到上海，校内同仁对于是否迁校，意见“颇为分歧”。(11)可见，中央大学迁校计划从此时已开始着手，但具体部署尚不明朗。1949年1月15日，胡焕庸致函校方，称已在厦门大学初步确定临时校舍，但容量不足，教职员住宅仍未能落实。(12)1月21日，中大校长周鸿经致函教育部，请求教育部致电厦门大学校长，对中大觅址予以协助。(13)台湾方面，范存忠并未找到校舍。(14)同时，周鸿经还与教授郭廷以商讨迁校事宜，准备一部分迁福建，另一部分迁台湾，最后目标为台湾。郭廷以在台湾各地觅房，没能得到台湾省主席陈诚的支持，校内也无甚响应，所以迁台准备工作未能继续进行。(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