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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没有校长到不要校长”：校务维持委员会与“应变” 1949年1月21日，中央大学召开校务会议，决定不迁校，并组织全校应变委员会。1月25日，学校行政会议修正通过《应变委员会组织简则》，应变委员会以校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各院院长、大学医院院长和会计主任为当然委员，并由每院教员(包括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各推选代表2人(一部及二部(29)各1人)，学生推选代表2人(一部及二部各1人)为委员，由校长为主任委员，并由各委员互选副主任委员2人(一部及二部各1人)。应变委员会下设储蓄分配组、警卫组、防护组和会计组等11组。(30)然而，就在全校应变委员会成立之际，1月26日校长周鸿经还在应变大会上发言，27日却突然不知去向，校务亦未作交代，学校顿时陷入无政府状态，工人罢工，学生断炊，留校同学随即成立“留校同学应变会”。(31) 周鸿经离校，学校总务长戈定邦也不知去向，训导长沙学浚也数日未到校办公。当时有消息传出周鸿经在离京前曾领到金圆券7千万元，学校会计室和出纳室都不知晓。于是，“周鸿经拐款潜逃”的消息迅速传遍校内外。(32)国民党官方的《中央日报》也登载周鸿经“携公款他往”，致使学生断炊，学生至总统府请愿的新闻。(33) 刘敬坤当时为校内地下党骨干，他在50余年后谈及此事，说他那时担任学生报的总编辑，“在报上造谣：‘周鸿经卷款潜逃’，其实周鸿经并没有卷款潜逃，只是把校印带走而已。对当时制造这个谣言，我在此特别郑重致歉。”(34)刘敬坤的回忆和道歉或与其在五六十年代的特殊遭际有关。周鸿经离校被说成是“卷款潜逃”，固然与特定语境有关，但是此“款”也并非全无来由。 校长周鸿经不辞而别，由此引发校内的恐慌，为此，教授会于1月30日召开大会，商讨应付之策。在会上，学校会计主任报告经费问题时称，周鸿经曾“有提过款，用至汇台湾二百万元，福建一百八十万元，上海办事处五万元，三笔汇出三百八十五万元”。(35)显然，汇向台、闽两地之款为周鸿经计划迁校之用，上海办事处款亦与疏散有关。周氏卷去7千万元潜逃自属无稽之谈，但在学校已定不迁校的情况下，汇款未得追回，校长并非毫无责任。况且，在学校面临重大变故的历史关头，校长未能与全校师生共始终，也有失公信。 如1948年12月15日，平津局势危急之时，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乘坐专机离开北平，校务由秘书长郑天挺等人主持。北大学生罗荣渠就对胡适的行为极为不齿：“听说胡校长已在今日下午南飞了，临阵脱逃，连熬过校庆的勇气也没有。”(36)不独学生作如是观，胡适自己也承认是一个“不名誉之逃兵”，12月17日他在南京的北大校庆大会上“声泪俱下”。(37)而留守的郑天挺则得到了同学们的称誉： 在炮火连天中，面对着艰险的局面，您倔强的坚守自己的岗位，维护学校秩序，保障同学生活、安全和学习。我们知道：您已经忍受了，而且克服了不少困难和折磨……全北大同学，不会忘记您，全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您，全中国后代的子孙也不会忘记您。(38) 周鸿经离校虽突然，但他在临走时尚留函给应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旭旦和蔡翘，称因家事赴上海，元旦(即农历春节——引者注)后就可返校，请两位副主任委员主持应变委员会事务。在1月30日的教授大会上，李旭旦报告了此信内容。随后，教授大会决议组织成立“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在校长未返校时维持校务，选举欧阳翥、郑集、张更、蔡翘、刘庆云、梁希、吴蕴瑞、胡小石、楼光来、吴传颐和刘敦桢11人为委员，李旭旦、张江树、宗白华和钱钟韩4人为候补委员。并经推定，胡小石、梁希、郑集3人任常务委员。(3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