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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7日，中央大学照常开学，截至2月17日，学生报到注册者已达1709人。(84)唐飞霄时在中央大学政治系就读，1948年11月中旬，因国民党军战事不利，学校师生已无心上课，他从南京赴上海，再返回湖南老家，一路上舟车拥挤，周围尽是逃避战祸的人群。1949年1月初，政局有所转机，国内形成了国共即将和谈的和平空气。在这种情势下，唐飞霄在报纸上看到中央大学将于2月7日开学和14日上课的消息，并得知许多同学准备返校，即启程赴南京，于2月25日到达。(85)或许唐飞霄的情况较为普遍，国共和战走向直接影响中大学生进出南京的抉择。截至3月15日，中央大学学生(包括研究生)已注册者达2562人，占应到人数的72％；教员(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已到321人，占上学期人数的74％；助教已到251人，占原有人数的79％；职员已到434人，占原有人数之80％；工友已到962人，占原有人数的83％。(8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立中央大学档案全宗”中存有一份1949年4月份教职员人数统计表(5月1日制表)，其中有教授201人、副教授66人、讲师59人，三者共计326人；助教249人、助理研究员3人、研究助理14人、职员426人。(87)对比两份数据，除去新聘人员因素之外(在政局危急之下，学校在短短一月余内新聘人员应不会太多)，可以判定在政权转移之际，中央大学学生和教职员中有3/4强的人员选择留在南京，并等候新政权的到来。 前文已提及，中央大学全校性的“原则上不迁”除了与当时国内政局趋向有关，中共地下党员的努力也至关重要。而在学校留驻南京的格局已定之后，师生个人的去留抉择就更具现实性。同样，中共在这一阶段的努力也获得了回报。 张立藩于1948年从中央大学生物学系毕业后在本校医学院生理科任助教兼读研究生，1948年底加入中共在中央大学的外围组织“中央大学校友联谊会”。1949年初中大成立应变委员会，蔡翘任副主任委员，负责学校二部的应变工作。张立藩和地下党员陈定一经常去蔡翘家与之沟通，蔡翘早年的学生沈荠春(参加新四军)也从解放区写信给他，宣传中共政策，鼓励他坚守岗位，迎接解放。(88)还有一种状况属于从观望到坚持留守，如中央大学图书馆负责中文编目的职员施廷镛。在政权即将更替之际，他对自己的生活不知所措，国民党方面也未安排他迁至台湾。同时，施氏和地下党有一些接触。出于“共产党来了，还是要办学校的，还是要用人”的判断，准备“等待接管后再说”。(89) 除了中共有意识地对部分教授“做工作”之外，还有人因生活原因在迁台后又重返南京。中央大学边政系主任兼历史系教授韩儒林于1948年底避战于上海，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邀请其赴台任教。韩儒林当时还兼任史语所研究员，平日研究全恃史语所图书资料。既然史语所迁台，韩儒林遂应允同往，于1949年1月中旬搭船抵达。但在台湾，韩氏感觉生活极为不适，也无法进行研究工作，于是到2月份时又率全家返回南京，并参加中央大学应变会工作，筹备开学。(90)据台湾大学档案记载，2月8日台大文学院拟聘韩儒林为史学系教授(91)，韩氏应该是在得悉聘任消息后仍执意离台的。不独政治立场相对中立的韩儒林，就连倾向国民党并在台湾为中大寻觅校舍的郭廷以赴台后也曾有返校的意图。当郭廷以将迁校款从台湾汇回南京后，就准备返回，但因买不到船票，加之解放军渡江，家人赴台，这才留在台湾。(92) 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的去与留，关涉整个社会对国共两个政权的信任与支持，当时两党展开了“抢救/争取知识分子”的行动。朱家骅在教育部长任内曾制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开始协助北平文教界知名人士南迁。但是，这一计划并不成功，有许多被南京政府圈定之人并不愿离开北平，而很多愿意南撤者又未被列入政府名单之内。(93)到蒋介石下野前后，一方面政局危急，另一方面部院更替频繁，1949年初之后欲撤离的教授更多只能通过个人途径赴台。中央大学有一小部分未留南京的教授，他们的迁移经历多充满艰辛。如袁宗泽、马光璇、赵冕、吕斯百、邵鹤亭和叶学普等5人于1949年4月底疏散到上海后“生活工作两无为继”，因而致函教育部长杭立武，请求按上海国立大学教授待遇给他们发薪水。(94)相比之下，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者却要幸运得多。解放军攻克南京后，滞留上海的中大离职校长周鸿经于4月25日随同朱家骅搭乘专机赴台。(9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