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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南京代表团成员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飞赴北平与中共展开和平谈判。同日，为向南京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学委所属的大专分委策动各校学生发起游行。当时市委并不同意上街游行，但为时已晚，学生已经被动员起来，无法遏制。(107)中大校务维持委员会常委胡小石教授为保护学生随行。下午游行结束，各校学生返校途中，剧专和政治大学学生与军官收容总队发生严重冲突，在总统府门外的中大学生与收容总队和军警发生冲突。结果，中大学生程履绎和政大司机陈祝三当场死亡，中大学生成贻宾重伤，于4月19日不治身亡，中大数十名学生及教授受伤。据国民党官方统计，中大有超过2200名的学生参加。(108)如果此数字确切的话，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留在南京的中大学生参加了此次运动。“四一事件”酿成惨剧，无疑使在和战关口求存的南京政府陷入被动。4月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南京政府往何处去》一文，指责南京政府抵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同时周恩来要求停止谈判，并指出南京政府应对惨案进行处理。在中共和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南京政府对于“四一事件”的处理较为谨慎，并未查处或逮捕学生，并对负伤者进行抚慰。尽管如此，“四一事件”还是拉大了南京政府与学生的距离。 4月20日，国共北平谈判破裂，21日，解放军渡江。鉴于南京形势危急，22日中央大学召开“校务维持委员会与各行政单位主管人联席会议”，讨论应变事项。(109)23日上午，李宗仁、何应钦和顾祝同等人飞离南京，南京政府军政人员纷纷撤离，当夜解放军占领南京。23日当天，中央大学全校警戒，未离开的校警和学生一起保卫学校安全，学校有部分教授仍正常授课。听到夜晚的炮声，不少同学还以为第二天解放军将渡江，这时政治系毕业班学生唐飞霄这样记录下自己的心情：“闻之身心一振，大家庆幸这污秽的日子将随着今天的结束而结束。”(110)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派军事代表赵卓接管中央大学。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10月10日，国立南京大学去除“国立”二字，径称“南京大学”。较之22年前由国立东南大学改组而成的国立中央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新南京大学的改造无疑更具革命性和颠覆性。 四、结语 无疑，1949年之于近代中国历史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在国内军政格局完成根本性转换之际，一所位于旧政权首都的国立大学的命运与之紧密相连。1949年初短短的几个月内，由南京政府推动的中央大学“应变”计划引发学校内部关于迁校与不迁校之间的斗争。最后，中央大学大部分师生选择留驻南京，期待两党休战，进而又等待新政权的接管。 在迁与不迁的问题上，国共两党均曾在校内有意识地进行策动。国民党透过中大校方进行迁校决策时，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功地在校内制造不迁校的舆论氛围。在学校行政主管和教授代表参加的校务会议上，不迁校的提案得以通过。继而由于校长和总务长、训导长离校，校政由教授会选出的校务维持委员会主持。从大学治理框架来看，校务维持委员会(包括3名常委)向教授会负责，而非向政府(教育部)负责。教授会原本系校内具有咨询性质的组织，按当时的大学组织规章，其并非学校行政架构中的一部分，更无校政决策权。在校内外局势混乱之际，校务维持委员会的组织和行政呈现出特殊的“教授治校”形式。“教授治校”虽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中国大学史上的一大“迷思”，理想与现实从未完全契合，但仍具“道高于势”的号召力。(11)此外，校务维持委员会还包含另一层政治涵义：该会本身即为不迁校决议后的产物，教授群体已两分(或有相当部分人举棋不定，观局势变化而动)，由留守南京的教授推举而组建，采取与原先校内的“当权派”相异的措置。在政权转移之际“非此即彼”对立的情境中，这一抉择或隐或显地体现特定的政治倾向性。 在中央大学的最后几个月中，这种“教授治校”的方式与校内的政治氛围产生交错互动的关系，造成学校原当局的合法性被消解，随之伴生的是国民党在原本这所大学拥有的政治统合力的丧失。在新政权下，从旧大学消亡到新大学改造的过渡显得既自然又彻底，这是一个重要的前因。 指导教师梁元生，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