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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大学的“应变”期，中共除了利用各种渠道挽留教授，在校内释放“不迁校”的舆论之外，在更大范围内还逐步掌握应变工作的主导权，中央大学校内逐渐形成倾向中共的政治氛围。 在校务维持委员会中，中共拥有联络渠道。从1月31日至4月12日的第一届校务维持委员会有3名常务委员，其中梁希为著名的左派教授，是中共争取中大师生的纽带。1939年春，周恩来嘱咐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协助在重庆的一批科学家组织成立“自然科学座谈会”，具中共统战组织的性质，中央大学教授梁希就在其列。(96)1946年5月，在“自然科学座谈会”基础上成立了政党性质的“九三学社”，梁希为重要成员。(97)梁希是辛亥革命期间的老同盟会员，后赴德国留学学习林学，1933年起入中大森林学系任教。他自抗战后接触到中共主办的报刊，并与周恩来、邓颖超和新华日报社人员接触，在思想上逐渐和中国共产党靠近。(98)不过梁希政治倾向的转变有一个过程，1942年国民党军委会侍从室对梁的调查报告中还称其“温和俭朴，不长于行政，终日埋头实验室中，不闻外事”。(99)此外，中大心理学系教授潘菽为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族弟，倾向中共，并和梁希一起组织“自然科学座谈会”。 从国共政治斗争的格局看，梁希和潘菽是中共在国统区科学界进行统战工作的主要“争取对象”。但在抗战时期，潘、梁二人的政治活动实则有限，其影响力也一般限于中央大学校外的科学团体中，所以对于校内政治生态的影响并不是很深。然而，在内战期间，随着中共组织在校内扩展和政局的激变，左派教授的活动空间得以扩展。 1949年1月26日，中央大学成立学校应变委员会。1月27日，校长周鸿经离校，消息传出后，全校顿陷恐慌之中。时值假期，当时留校的学生即成立“留校同学应变会”，办理膳宿、储粮、纠察、福利等问题，分头向校方、教育部交涉。(100)此外，工友应变会和职员应变会也相继成立，三个应变会进而统一组成“中央大学应变委员会”。(101)应变会本是1949年初各校当局成立的机构，不过中共南京地下党却接过“应变”口号，发动各方力量，开展“护校运动”(反对迁校)，并承认中央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的合法职权。(102)应该指出的是，当时中央大学的中共学生党员有234人，另有数十名新青社会员，但教师党员的数目很少，总共只有七八名，除了农学院讲师干铎外，其余都是助教。(103) 1949年1月22日，代总统李宗仁为表示与中共谋和的诚意，实行七项和平措施，宣布取消全国戒严令、裁撤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释放政治犯、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和停止特务活动等。2月2日，中央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援引李宗仁公告，决定恢复被捕后开释和传讯未出庭同学的学籍，取消参加政治活动被勒令退学同学的处分。(104)同时，校务维持委员会还积极营救于1948年秋被捕判刑的共产党员学生朱成学、李飞、华彬清和薛国愿，派员前往首都模范监狱和特种刑事法庭保释，但未成功。此后又直接上书李宗仁，要求据释放政治犯之规定开释朱成学等4人。(105)几经努力，到4月中旬。朱成学等人终被释放。与周鸿经送学生进特种刑事法庭相比，代表校方的校务维持委员会积极营救被捕学生，表明教授群体的政治态度。 在学校“应变”期间，学生中的大部分人选择留校或在新学期开始时返校，没有成为赴华南和台湾的“流亡学生”，这一行动本身即显现了他们的政治取向。留在南京的中大学生是校内政治情绪最激昂的群体。前文已提及，大部分学生拥护校务维持委员会，反对离职校长周鸿经，反对“部派校长”。3月12日，与周鸿经过从甚密的前体育系主任江良规返校，中大学生掀起了“反江”热潮，大部分人认为江良规返校是“阴谋”，企图以“复辟”势力控制校务维持委员会。为此，江良规解释自己在做生意，来校只是办理体育系移交手续，绝无任何“阴谋”。(106)此次学生反江事件是反周鸿经的延续，周鸿经和江良规亲国民党，学生的矛头实则指向后者。这是校内的政治气氛常态的一面，而非常态的一面是学生的抗议运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