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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江南形势危急，1949年1月18日教育部训令中央大学，因战事紧急，员生和图书仪器设备应早日疏散。(16)1月21日，中央大学为此召开校务会议，商讨学校“应变”方针。文学院提出“以不迁校为原则”，决议通过。同时确定3项应变办法：(1)学校应从速筹措应变经费尽可能提早致送同人薪津；(2)文卷册籍图书仪器应将不急用者尽量装箱并择要运送上海暂行存储；(3)员生及眷属在军事危急期间不愿留京者，宜由学校在可能范围内另筹安全地点设立疏散站，以便于必要时退避，其愿留京者应由学校尽量储备食粮燃料以资急需。会议最后又通过组织全校“应变委员会案”，当场票选江良规、戈定邦、蔡翘、刘庆云、何义均和胡家健为筹备委员，商承祖、吴功贤和李旭旦为候补委员。(17) 在中大校务会议商定学校应变方针之前，许多院系并无迁址意向。1月10日，竺可桢见到中大教授梁希和刘庆云，得知医学院表示不能移动，农学院全体教授会议也主张“不动”。1月15日，竺可桢又得知中大医、农、理、工各学院多数教员均不愿离开南京。(18)由此可见，校务会议决议通过以不迁校为原则，实有较强的“群众基础”。 事实上，中共在事先也进行了有组织的策动。1948年9月底，中共中央上海局对时局的判断是1年左右打垮国民党统治，为此确定基本方针：“积极的广泛的发展力量、巩固与扩大核心、加强重点工作、依靠基本群众、团结人民大多数的原则上，来为彻底解放京沪与具体准备对京沪的接收与管理而奋斗。”(19)10月，南京地下党已展开对机关学校公务员学生的宣传鼓动工作，反对迁移。(20)1949年1月，行政院草拟“国立院校应变计划”，要求“各院校分别拟具应变计划，选定校址，呈教育部后迁校”。之后，中央大学内的中共地下党和新青社(中共外围团体)成员借助师生关系，分头登门拜访著名学者教授，陈说迁校弊端，消除大部分教授对共产党的疑虑心理。同时，校内的左派教授梁希等也配合地下党教员干铎和陈建人，说服系内外教授反对迁校。(21)范存忠曾受校长周鸿经指派赴台湾寻觅新校址，当时他与历史系教授贺昌群住同院，中共地下党员、历史系助教王觉非通过贺昌群的关系争取范存忠反对迁校，并留在南京。(22) 此外，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迁校与否，也受到当时政局的影响。1948年底1949年初，淮海战役正酣，战火燃至长江边。在战事吃紧之际，为了人身安全计，中大校内主张迁校者甚众。但随后政治空气发生新变化。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释出与中共停止内战、谋求和平意愿。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并于翌日发布文告称，“将以高度之诚意与最大之努力谋取和平之实现”。于是，国共和谈曙光乍现，国内顿时弥漫和平空气。若就此停战，无论两党关系如何改变，国家政权性质怎样确定，南京城必可避免兵镝之祸，故校内不迁的舆论又占主流。 中央大学的应变抉择，在全国政权易手的关键时刻，实具普遍性。国民党政权迁台之时，大陆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成建制迁移。到1953年，台湾地区仅有台湾大学一所大学。(23)即便是平津战役之时，北平的几所高校也未南迁。就在东北战事结束、解放军四野部队挺进关内之际，北京大学校务会议和教授会于1948年11月22日、24日先后通过学校不南迁的决定，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也无迁校意向。(24)为协调北平各大学应变事宜，教育部特派主任督学黄曾樾赴平与各校校长胡适、梅贻琦、袁同礼、李叔华和徐悲鸿等人商谈，最后得出不迁校的结论。选择不迁，一方面是“对华北军事当局之确保平津，具有信心”；另一方面也顾及交通工具和校址等具体困难。(25)北平局势危急之时，南京政府则希望北平各校南迁。(26)12月25日，南京政府电令北平各国立院校主要负责人和在平中央研究院院士撤离，但“多数表示皆愿服务至最后”。(27)各校大部分教职员及学生留守到底，直到北平和平解放。 中央大学以校务会议表决的形式选择不迁校，在一定程度上较有普遍意义。(28)这或能说明大部分教职员对国内政局的判断。同时，中共的策动、和战的格局走向以及南京政府慌乱不定的措置也决定了各大学只能就地“应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