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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变”期间的校园氛围 自1949年1月31日中央大学教授会决议成立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代理校政，直到4月23日解放军攻克南京，这段时间，学校度过了相对平稳的“应变”期。 学校“应变”，考虑到战争时期，最重要的是需要充足的经费和物资储存。在校长周鸿经离校前，中央大学从教育部领得1至6月份的经常费和调整费，另加疏散费1269万元和应变补助费50万元，除去支出，结余700多万元，不过周离校前已将其中的385万元汇往福建、台湾和上海。此外，当时学校存米450石，煤油1000斤，禾柴620石，汽油3115加仑，机油34加仑，煤油26大桶(每桶53加仑)。1月28日，由于校长离校引发工友恐慌，他们向应变委员会要求开疏散旅费每人1万元，应变会只得照发，由教务长罗清生和应变会副主委李旭旦向教育部求拨应变费，翌日得1100万元，但学生阻止将此款当作疏散费发放，以购买米煤做储备。不过最终临时行政会议还是决定将此1100万元款分发给职员。(71)同时，临时行政会议还决定教员(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应变费每人1万元缓发，由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通过。(72) 校务维持委员会成立后，校内权威重新建立。2月4日，校务维持委员会重新决议，1100万元应变费交应变委员会支配，其中400万元交学生应变会，但学生应变会要向全校应变会报账。(73)随着局势稍稳，中央大学定于2月7日开学，2月14日正式上课。为此，学校特电请教育部迅拨6400余万元“以应万急而慰群情”。但当时物价蹿升，2月8日中大再向代总统、行政院和教育部求款，调整为19738万元，包括应变费、疏散费、预拨薪饷和学生副食费等项。(74)迟至3月16日，教育部作出回复，称应变费及疏散费先前已拨，中大所请疏散费应造具预算连同名册报部再请行政院核示，只准拨付员工薪饷及经常费，垫付学生膳食费和学术补助费。(75)其实，教育部本身并无收入，经费须由行政院划拨。查教育部曾向行政院要求一次性拨付16亿元作为迁移费和各校扩充设备费，而行政院则以已拨付战区国立学校应变费及预拨6个月经常费和临时费为由，未核准增拨款。(76) 2月18日至3月18日，中央大学共有收入6.16亿元，结余6000余万元，另有储备物资。为了避免金圆券迅速贬值的影响，学校尽量以现金购买储备物资。(77)另外关于汇闽台款项，最初就有人提出即刻追回。1月31日，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决议即刻向范存忠和钱震夏致电索款。(78)2月12日，曾在福建筹办新校舍的胡焕庸返校后向校务维持委员会报告，称他在福建时始终未收到180万元汇款，该款仍留在当地的钱震夏之手。(79)同时，钱震夏自福建致电学校，说明校长周鸿经电令其将此款“缓汇京”。(80)2月18日，周鸿经致函校务维持委员会，宣布其已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前汇闽、台之款已请钱震夏和郭廷以汇回南京。(81)由于台币升值，原汇台湾之200万元，汇回南京时增至2400余万元，利金填补学校经常费之不足。(82) 大致而言，从1949年1月底到4月底的“应变”期，中央大学的经费虽时常捉襟见肘，但在校务维持委员会和应变委员会的力争下，学校并未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师生安然。4月23日，解放军攻克南京之际，中央大学结存金圆券18亿元，其中12.5亿元兑换成黄金和袁币储值。(83) 学校“应变”，经费是重要保障，而校园内师生的言行取向也决定了中央大学作为“共同体”的命运。学校虽最终留南京，但个人的去处却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