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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48年《大学法》规定，国立大学校长为简任，且依惯例，校长不能行使职权时，一般由教务长署理校政；校务会议为校务审议机构，行政会议协助校长执行校务，教授会并非官方认定的校务谘议组织。(40)在周鸿经校长离校后，中央大学由教授会选举产生“集体领导”制的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可谓罕见。从权力结构讲，该委员会和常委直接向教授会负责，而不是向教育部(国家)负责。正如时人所论，“在没有校长的中央大学，教授会的全体大会是全校最高权力机关，教授会所产生的校务维持委员会是全校最高执行机构”。(41)从这个意义上讲，该委员会在中央大学历史上应属“教授治校”的特例。 校务维持委员会成立之后，为确立合法性，郑集等以教授会常务委员会的名义将成立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事宜上呈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和代理教育部长陈雪屏。(42)从现有资料看，南京政府方面一开始并未对该委员会接管中央大学校务有疑义。 按照大学行政框架，校长之下设教务、总务和训导“三长”，分别负责各项校务。校长周鸿经离校，由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3名常务委员)替代校长职权。因总务长戈定邦和训导长沙学浚亦离校，校务维持委员会由王气钟、祁振亚、胡相才3人组织训导小组委员会负责，张江树负责总务事宜。(43)之后，张江树因“深感总务繁重”，请求由3位教授组织总务委员会负责，由校务维持委员会通过。(44)此外，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与教务长、总务委员、各院院长、全校应变委员会负责人等共同组织“校务维持委员会与各行政单位主管人联席会议”。(45)经过一系列的制度调整，校务维持委员会完全接管了学校的行政事务。 在校务维持委员会成立之初，周鸿经虽离校，但并未辞去校长之职，校务维持委员的合法性尚未确立。2月2日，周鸿经致函教务长罗清生和应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旭旦、蔡翘，说他是“乘校中放假之便”到上海料理私事，准备旧历新年后返京，必须澄清“拐款潜逃”之事。可能是得知校内已成立校务维持委员会代理校政，作为应对，周鸿经要求罗、李、蔡三人分别代为处理校务和应变事宜。(46)接函后，李旭旦和蔡翘即向校务维持委员会说明，他们已函请周校长“从速返校”，并向周辞去应变委员会副主委之职，校维会决议慰留此二人。(47)2月4日，校务维持委员会与行政会议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周鸿经来函内容，提出“校务既已由校长托人代理，校务维持委员会似无继续行使职权之必要，究应如何办理案”。该会未有明确解决方案，将提案交予教授会全体会议讨论。(48)2月5日，教授会召开全体会议，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提请辞职。出席大会者共75人，结果64票反对辞职，11票赞成辞职，决议仍由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主持校务。(49)同日，教务长罗清生致函教授会，声明已向周鸿经恳辞暂代校务。(50)据当天中大留校同学会编印的《应变快报》报导，教授大会上关于校维会全体委员是否辞职一案，争辩十分激烈；而助教联合会、职员会和同学应变会分别致书全体教授，指责周鸿经“临难规避”，强烈拥护校务维持委员会。可见校务维持委员会的合法性主要源自校内同学和职员的支持，具有民意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校务维持委员会得以继续主政，周鸿经的“委托代理校务”之令在事实上已宣告无效。 2月18日，中央大学教授会收到周鸿经上海来函，云其即日赴广州向教育部辞去中大校长，并希望在新校长未到任前由校务维持委员会诸位先生继续维持校务，此前汇往福建和台湾两地款项已分别致电郭廷以和钱震夏从速汇回学校。随后，教授会特召集大会报告此事，主席郑集还在当场宣布训导长沙学浚、总务长戈定邦和主任秘书韦仲殷等3人均请停止职务之事。(51) 周鸿经表达辞意，并希望校务维持委员会代理校务，这已表明校长对该委员会权力合法性的承认。但问题是，一旦离校的周鸿经被批准辞职，新校长来校，校维会将何去何从？中央大学的命运走向又当如何？ 得到周鸿经准备辞职的消息后，中大学生“甚表欢迎”，但他们不希望再派新校长，而是由校务维持委员会为中大长期的主持者。(52)3月3日，各院助教会联合会、职员应变会、工友应变会和同学应变会联合上书教授会，提出两点愿望：一是认为校务维持委员会“是一种最民主、最合理的制度”，彻底体现了“教授治校”的原则；二是拒绝周鸿经再入中大，并“不欢迎任何人以任何名义出长中大”，因为“一人作宰”是一种“不合理衙门式”的教育制度。(53)同时，梁希、郑集、张更和陈瘦竹等教授也发表谈话，表示坚决支持校务维持委员会，实行教授治校，反对教育部委派校长。(5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