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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林桶法：《1949大撤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 (2)如刘维开《蒋中正的一九四九：从下野到复行视事》，台北，时英出版社2009年版；林桶法《1949大撤退》；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1927年7月，国立东南大学改组，在合并江苏省内八所大学和专科院校的基础上成立新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第四中山大学更名为“江苏大学”，同年5月正式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8月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随后又废除“国立”冠名，径称“南京大学”。 (4)参见林桶法《1949大撤退》，第164—166页。 (5)《在京部属各机关学校疏散眷属办法》，《国立中央大学校刊》复员后第58期，1948年12月11日，第2版。 (6)《国立中央大学行政会议临时会议记录》(1948年12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立中央大学档案，648/930。下文引用径称“中大档”，此档藏处亦不一一注明。 (7)《国立中央大学在沪设办事处》，上海《公教学校通讯》第3期，1949年1月15日，第7页。 (8)唐飞霄：《中央大学我的母校》，日记择录，1948年11月11日，2007年铅印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第143页。 (9)《中大提前放寒假 二次高考昨举行》，南京《大刚报》，1948年12月12日，第2版，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 (10)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11卷，日记，1948年12月24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页。 (11)周鸿经致李新民函，转引自李新民《怀念周校长纶阁(鸿经)师》，“中央”大学七十周年特刊委员会编：《中央大学七十年》，桃园，“中央”大学1985年版，第136页。 (12)《胡焕庸为在厦门大学寻得校舍函》(1949年1月15日)，《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上卷(“中央”大学史料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2页。 (13)《周鸿经要求教育部协助寻觅新校址呈》(1949年1月21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23页。 (14)《竺可桢全集》第11卷，日记，1948年12月28日，第292页。 (15)张朋园等访问、陈三井等记录：《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版，第220—222页。 (16)《周鸿经致陈雪屏函》(1949年2月21日)，台湾档案管理局藏，教育部档案，0033/140.01—04/0001。此材料蒙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曾冠杰先生代为查阅，谨致谢忱！ (17)《国立中央大学校务会议三十七年度第一次会议记录》(1949年1月21日)，中大档，648/925。 (18)《竺可桢全集》第11卷，日记，1949年1月10日，第384页；1949年1月15日，第351页。据时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代系主任的施士元回忆，当时理学院通过全体教职员工大会表决的形式决定不搬迁。参见施士元《施士元：回忆录及其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 (19)《中共上海局致南京地下党市委指示信》(1948年9月底)，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解放》，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1—45页。 (20)《最近工作报告》(1948年10月)，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解放》，第57页。 (21)南京大学《当代中国教育》编写组：《中央大学的接管与改造》，《高教研究与探索》1984年第2期，第97—98页。 (22)王觉非：《回忆范老二三事》，王守仁、侯焕镠编：《雪林樵夫论中西——英语语言文学教育家范存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5页。 (23)孙邦正编著：《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版，第461页。 (24)《北大不南迁 校务会议已通过》，《申报》，1948年11月24日，第1张第2版；《北大教授会通过不迁校》，《申报》，1948年11月25日，第1张第2版；《清华大学决不南迁 燕京亦照常授课》，《申报》，1948年11月23日，第1张第2版。 (25)《黄曾樾与胡适等商决 平各院校不南迁》，《申报》，1948年11月28日，第1张第2版。 (26)《中央盼北大等校必要时南迁》，《申报》，1948年12月12日，第1张第2版。 (27)《平各校负责人 均已奉命撤退》，《申报》，1948年12月26日，第1张第1版。 (28)如上海交通大学由教授会决议通过不迁校，见《交大教授会议决不迁校》，《申报》，1948年12月6日，第1张第4版。 (29)当时中央大学设有两个校区，一部在南京市内的四牌楼，二部在南京市内的丁家桥。 (30)《中央大学应变委员会组织简则》，《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26—527页。 (31)《学校应变几致流产 同学应变会应运而生》，国立中央大学留校同学应变会编：《应变快报》第1期，1949年1月27日，手写油印本，中大档，648/2611。 (32)凌诚：《从没有校长到不要校长——中央大学教授治校的经过》，《中华教育界》复刊第3卷第4期，1949年4月15日，第48页。 (33)《中大学生请愿 为了膳食问题》，南京《中央日报》，1949年1月28日，第3版。 (34)沈怀玉访问、简佳惠记录：《刘敬坤先生访问记录》，陈仪深等访问、王景玲等记录：《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版，第464页。 (35)《教授大会记录》(1949年1月30日)，中大档，648/977。按该文件原标题及时间脱文，该会议记录之内容多述及1月28日和29日之事，会议又通过成立“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查该委员会于1月31日成立，且《从没有校长到不要校长——中央大学教授治校的经过》一文也记载1月30日的教授大会决议成立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所以判定时间为1949年1月30日。 (36)罗荣渠日记，1947年12月15日，罗荣渠：《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19页。 (37)《北大又面临灾难 胡适自认“逃兵”》，《申报》，1948年12月18日，第1张第2版。 (38)《学生自治会致郑天挺函》(1949年12月18日)，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7页。 (39)《教授会关于成立校务维持委员会的通知》(1949年1月31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32页。 (40)中央大学在建校初期设有教授会，为咨询机构性质，无校务决定权。在1929—1932年中央大学历次争取经费运动中，教授会曾起到组织教授抗议活动的作用(蒋宝麟：《财政格局与大学“再国立化”——以抗战前中央大学经费问题为例》，《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但罗家伦上任后，教授会鲜有活动，我在中央大学档案全宗中未发现罗家伦上任至抗战前的有关教授会的文件。也有人称中央大学教授会为1940年创立，教授很少过问行政。(凌诚：《从没有校长到不要校长——中央大学教授治校的经过》，《中华教育界》复刊第3卷第4期，1949年4月15日，第48页)。 (41)凌诚：《从没有校长到不要校长——中央大学教授治校的经过》，《中华教育界》复刊第3卷第4期，1949年4月15日，第48页。 (42)《郑集等关于成立校务临时维持委员会致李宗仁等的呈文》(1949年1月31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32—533页。 (43)《国立中央大学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49年1月31日)，中大档，648/927。 (44)《国立中央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记录》(1949年2月7日)，中大档，648/927。查历次会议记录，自2月2日第四次会议起，“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改称“校务维持委员会”，但有时内容中出现“临时”字样。1949年1月31日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决议钤刻会章“国立中央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故本文除引原文外，统一称“校务维持委员会”。 (45)《国立中央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记录》(1949年2月10日)，中大档，648/927。 (46)《周鸿经致蔡卓夫等函》(1949年2月2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38页。1949年2月6日南京《中央日报》刊登周鸿经函，澄清所谓“中大校长拐款潜逃”绝无其事，并说明自己离校是乘假期赴上海处理家事。 (47)《国立中央大学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记录》(1949年2月3日)，中大档，648/927。 (48)《国立中央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行政会议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记录》(1949年2月4日)，中大档，648/927。 (49)《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会第二次全体大会会议记录》(1949年2月5日)，中大档，648/977。 (50)《罗清生致教授会函》(1949年2月5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39页。 (51)《三十七年度第二学期第一次教授大会会议记录》(1949年2月18日)，中大档，648/975。 (52)《周鸿经决定辞职 中大同学表示欢迎》，南京《中央日报》，1949年2月20日，第2版。 (53)《各院助教会联合会、职员应变会、工友应变会、同学应变会函》(1949年3月3日)，中大档，648/927。 (54)《教授们的声音》，中央大学《中大人报》第3期，1949年3月12日，第1版，中大档，648/2580。 (55)《中大“校长问题”》，南京《中央日报》，1949年3月2日，第3版。 (56)《中大校长谁出任？》，南京《中央日报》，1949年3月6日，第3版。 (57)《中大校长纠纷迄今尚未解决》，南京《和平日报》，1949年3月11日，第2版，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 (58)《胡小石教授谈中大校长纠纷》，南京《和平日报》，1949年3月14日，第2版。 (59)《三十七年度第二学期第二次教授大会会议记录》(1949年3月19日)，中大档，648/975。 (60)《中大教授会决改组校维会》，南京《和平日报》，1949年3月20日，第2版；《中大系科代表会决议 欢迎吴有训返校校委会暂不改选 学生对江良规深致不满》，南京《中央日报》，1949年3月20日，第3版。 (61)凌诚：《从没有校长到不要校长——中央大学教授治校的经过》，《中华教育界》复刊第3卷第4期，1949年4月15日，第49页。 (62)《校务维持委员会总辞职书》(1949年4月5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43页。赵为和初绿撰写《郑集传》中指出校务维持委员会因保护学生不力而引咎辞职。这一说法来标明史料来源，但书后参考文献有郑集提供的个人档案和日记。具体待考。参见赵为、初绿《郑集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63)《三十七年度第二学期第三次教授大会会议记录》(1949年4月8日)，中大档，648/977。 (64)《三十七年度第二学期教授大会紧急会议记录》(1949年4月12日)，中大档，648/977。 (65)《早已布置好 前途不乐观》，中央大学《应变快报》第42期，1949年4月14日，中大档，648/2611。 (66)《国立中央大学第二届校务维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49年4月15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45页。 (67)《新常委谈校政 以中大福利为前提发扬校维会传统精神》，中央大学《应变快报》第43期，1949年4月17日，中大档，648/2611。 (68)《校务维持委员会准备移交公告》(1949年4月29日)，《南大百年实录》下卷(南京大学史料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69)《刘伯承、宋任穷任命赵卓为中央大学军代表的通知》(1949年5月7日)，《南大百年实录》下卷，第5页。 (70)《校务维持委员会和校务委员会交接文》(1949年8月15日)，《南大百年实录》下卷，第7页。 (71)《教授大会记录》(1949年1月30日)，中大档，648/977。 (72)《国立中央大学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49年1月31日)，中犬档，648/927。 (73)《国立中央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记录》(1949年2月4日)，中大档，648/927。 (74)《中央大学呈代总统、行政院、教育部》(1949年2月8日)，中大档，648/4544。 (75)《教育部代电》(1949年3月16日)，中大档，648/4544。 (76)《行政院指令(卅八穗预1747号)》(1949年3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5/877。 (77)《三十七年度第二学期第二次教授大会会议记录》(1949年3月19日)，中大档，648/975。 (78)《国立中央大学临时校务维持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1949年1月31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34页。 (79)《发布迁校消息 胡教授有道理》，中央大学《应变快报》第11期，1949年2月12日，中大档，648/2611。 (80)《校维会辞职的真象》，中央大学《应变快报》第11期，1949年2月12日，中大档，648/2611。 (81)《三十七年度第二学期第一次教授大会会议记录》(1949年2月18日)，中大档，648/975。 (82)《校维会重大决议》，中央大学《中大人报》创刊号，1949年2月26日，第1版，中大档，648/2580。 (83)《孙本文等在教授大会上的报告记录》(1949年5月5日)，《南大百年实录》下卷，第4页。 (84)《三十七年度第二学期第一次教授大会会议记录》(1949年2月18日)，中大档，648/975。 (85)唐飞霄：《中央大学我的母校》，日记择录，第143—154页。 (86)《三十七年度第二学期第二次教授大会会议记录》(1949年3月19日)，中大档，648/975。 (87)《国立中央大学三十八年四月份教职员人数统计表》，中大档，648/1268。 (88)张立藩：《母校教育对我的影响——忆半个世纪前的校园学习生活》，高澍主编：《永恒的魅力——校友回忆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269页。 (89)施锐编著：《奋斗一生——纪念施廷镛先生》，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 (90)韩朔眺、陈得芝：《韩儒林传》，陈得芝等编：《朔漠情思——历史学家韩儒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3页。时为中央大学历史系助教的王觉非回忆，韩儒林从台湾返校后，历史系举办了一个欢迎会，韩先生讲了他到台湾的经过，并说到台湾的一些教授生活很不安定。参见王觉非著《逝者如斯》，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页。 (91)参见台湾大学档案《台大发文归档簿》，转引自李东华《台湾专业史学的传承与转折：从帝大到台大(1928—1960)》，李金强主编：《世变中的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页。 (92)张朋园等访问、陈三井等记录：《郭廷以先生访问记录》，第222页。 (93)详见林桶法著《1949大撤退》，第349—352页。 (94)《国立中央大学教授袁宗泽等致杭立武函》，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档案，B1/1/2212。按原函未署日期，根据杭立武批示的日期5月4日判断，应该在4月底5月初。 (95)李新民：《怀念周校长纶阁(鸿经)师》，中央大学七十周年特刊委员会编：《中央大学七十年》，第137页。 (9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49页。 (97)《九三学社宣言及主张》(1946年5月4日)，薛启亮主编：《中共民主党派史丛书·九三学社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页。 (98)张楚宝：《梁希教授的生平及其光辉业绩》，《湖州文史》第4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湖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编印，第1—5页。 (99)《梁希调查报告(卅一年)》，台北，“国史馆”藏，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档案，129000000955A。 (100)《学校应变几致流产 同学应变会应运而生》，中央大学《应变快报》第1期，1949年1月27日，中大档，648/2611。 (101)《从苦难中诞生的——中大应变前后》，中央大学《中大人报》创刊号，1949年2月26日，第2版，中大档，648/2580；南京大学《当代中国教育》编写组：《中央大学的接管与改造》，《高教研究与探索》1984年第2期，第98页。按1949年2月初全校性的应变委员会成立后，学生应变委员会、职员应变委员会和工友应变委员会依然存在。见《应变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1949年6月1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28—531页。 (102)盛天任：《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华彬清、钱树柏主编：《南京大学共产党人(1922年9月—1949年4月)》，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258页。 (103)刘晴波等：《中央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史》，《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89页；王觉非：《逝者如斯》，第247页。 (104)《校务委员会为所有被非法逮捕、传讯、开除之学生一律取消处分布告》(1949年2月2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37页。 (105)《校务维持委员会要求释放朱成学等四人致李宗仁的呈文》(1949年2月2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36—537页。 (106)《“复辟”分子卷土重来 江良规潜返中大》，国立中央大学丁部应变委员会快报股编印：《应变公报》第31期，1949年3月15日，手写油印本，中大档，648/2611；《中大系科代表会决议 欢迎吴有训返校 校委会暂不改选 学生对江良规深致不满》，南京《中央日报》，1949年3月20日，第3版。 (107)马福龙、沈忆琴主编：《沙文汉陈修良年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108)《东区警备指挥部关于四一血案经过呈》(1949年4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4)，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13页。 (109)《校务维持委员会与各行政单位主管人联席会议第八次会议记录》(1949年4月22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第547—548页。 (110)唐飞霄：《中央大学我的母校》，日记择录，1949年4月23日，第167—168页。 (111)如中央大学教授梁希表示，“教授治校”是一套民主制度，“在我们看来，极其平凡，而且是应该的事”，但是统治者却认为这样是“大逆不道”。见《教授们的声音》，中央大学《中大人报》第3期，1949年3月12日，第1版，中大档，648/258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