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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批判革命主张有关的是,严复大约从1906年开始,也针对革命派理论的根基——卢梭的思想进行反省,认为此一以“社会契约”为基础,强调平等、自治政府、主权在民的想法,其理想虽好,实行起来却是弊端百出,尤其是由卢梭思想引发出的暴力革命的主张,更会造成无穷的祸害。 从清末改革派的立场出发,严复对1911年的辛亥革命与其后民主共和的建立,抱持着怀疑与悲观的态度,以为中国当时国民的程度连采取君主立宪都不够资格,又怎么能立刻施行民主共和呢?他预言勉强实行将酿成大乱。1914年他针对民国成立之后的乱象,撰写《民约平议》一文,借着对卢梭理论的再反省,抨击“暴民政治”。这时严复不但在政治上主张渐进改革、反对革命,在思想上也更为强调传统文化的价值。1913年他支持“孔教会”,提倡尊孔与读经,并在“孔教会”所举行的祭孔大典上演讲《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说此一看法不是“愚民主义”,而是认为“无论何等文明,其中冥昧无所知与程度不及之分子恒居多数”,所以在治理国家之时,对于士君子之外大多数的“氓庶无所知者”,在道德、宗教与法律三个领域,都是“可使由,不可使知”,“何则,知之转于乱而近于治远耳” 《严复集》,326~329页。。由此可见他对人民程度与社会规范之关系的关怀。这也反映出严复抱持着“精英主义”的立场,对他来说,知识分子与一般老百姓在智慧方面有所不同,人们不能期望一般老百姓对道德、宗教、法律有深入的了解之后,再遵循这些规范。这一种精英主义和严复反对卢梭主义、倾向穆勒式自由主义也有直接的关系。 严复在民国初年的经历与袁世凯(1859—1916)有密切的关系。严复与袁氏的交往,始于1896年至1897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之时。严复记载:周末的时候袁世凯会到天津来与他和几位友人彻夜交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袁和严复的老师吴汝纶亦熟识。辛亥革命前后袁世凯开始位居要职,严复的命运也随之改善。1911年12月2日,严复会见袁世凯,提供了有关解决时局的一些建言,如与梁启超合作、废止宦官与磕头制度、聘任德法军事专家等。参见孙应祥:《严复年谱》,38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六天之后,袁任命唐绍仪(1862—1938)率领严复等人与南方代表在上海谈判。参见上书,383~384页。 1912年2月,袁世凯顺利成为总统之后,随即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5月改为北京大学)校长,月薪320两。严复仅担任了八个月的校长,辞职主因是内部纷争、财政问题,以及与革命派、留日学生所主导的教育改革理念不合。后来袁世凯又在1913年至1915年间,任命他担任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参政院参政,以及宪法研究会与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 严复与袁世凯的密切关系,以及他深信当时君主立宪要比民主共和更适合中国的主张,使他成为支持袁氏帝制的绝佳人选。后来在支持帝制的“筹安会”名单上,严复名列其上。但是,这一举动事先并未得到严复的认可。严复私下表示,袁世凯只不过利用他的声名牟取私利。严复深信恢复帝制并不实际,且会为中国带来灾难,然而,他拒绝撰文反驳梁启超所写的攻击袁氏帝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这可能表明严复对袁氏称帝的态度有些摇摆不定。他未能公开表明反袁立场,使他在袁氏帝制失败之后受到批评。袁氏帝制运动失败后,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期,严复的政治生涯也陷入最低潮。1916年7月,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为避免遭到逮捕,严复从北京逃到天津。他几乎停止了所有的活动,只有偶尔写信给友人,抨击军阀与激进主义者所导致的灾难。他甚至批评民主共和制度。他认为此时中国应该实行中国古代申不害(公元前420—前337)与商鞅(公元前390—前338)的法家模式,或与之类似的日本和德国的模式,而非英国的自由民主模式,来解救危亡。 1917年,严复在写给熊纯如的一封信中表示认同康有为的想法,怀疑共和、肯定复辟,并以“数千年旧有之教化”或“断断不可厚非”的“旧法”作为建立新中国的重要契机: 鄙人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南海相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总之,共和国体即在欧美诸邦,亦成于不得已,必因无地求君,乃行此制,而行之亦乱弱其常,治强其偶,墨西哥、南美诸邦,可以鉴矣。至于中国,地大民众,尤所不宜,现在一线生机,在于复辟,然其事又极危险,使此而败,后来只有内讧瓜分,为必至之结果。大抵历史极重大事,其为此为彼,皆有天意存焉,诚非吾辈所能预论者耳。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绝不在今日之新机,此言日后可印证也。( 《严复集》,661~66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