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严复的思想遗产与历史意义 严复一生的贡献主要在学术与思想方面。他的好友陈宝琛在为他撰写墓志铭时曾说:“君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 (参见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见《严复集》,第五册,1542~1543页。) 文中的“会通”二字,正是严复一生思想的核心。他的思想本身即结合了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以及科学、宗教与伦理等。他一生均以典雅的桐城古文翻译西方新知,讨论古今学问,此举形象地展现其会通中西的思想特征。 这种对中西学的态度,亦即一方面认为中西文化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两者却是部分相合而可以会通成为一个更圆融之思想体系,此乃严复毕生追求的目标。严复有关“中学和西学的异同及其互相关系”的看法在清末民初具有独特的意义。在1890年代末期,严复批评“西学中源”论;1900年代,他又把焦点放在攻击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而民国成立之后,他再将矛头对准五四时期鲁迅、陈独秀、胡适等的“全盘西化”论。严复与清末民初三种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理论的对垒,足以映现他本身“会通中西”的理想。 然而严复的思想不但有学术意义,也具有政治意涵,因而表现出学术与政治一以贯之的精神。他所引介的理论围绕着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演化论与逻辑学,此四者是一套具有整合观点的国家构想,并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海峡两岸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十分契合。此一学术、政治一以贯之的精神充分表现在其家中悬挂的两副对联上:一是“随时纵论古今事,尽日放怀天地间”,一是“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前者显示出“纵论古今、放怀天地”的恢弘气魄;后者则凸显了学以致用、经世济民的一贯目标,以及对自身理念的高度自信。 严复结合中西的努力和他的成长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他幼年时代研读中国典籍,进入福州船政学堂与赴英留学期间,开始接触西学,致力于吸收西方知识,同时,却未拋下对中国传统古典价值的信念。返国后,严复师事吴汝纶,学习桐城古文,又研习八股制艺,继而系统地阅读西书,奠定中西学问的基础。他不但用这种态度培养他的子女,后来在主持几个教育机构时,更将中西合璧的构想付诸实际,来教育学生。他一生秉持的理念是:“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 然而身处中西文化接轨之关键时刻,也让严复的一生充满了冲突与挫折,使他在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之间拉扯。严复深深感受到悲伤与苦痛是人生所难以避免的经历,在遗嘱之中他说“做人分量,不易圆满”,人生的智慧不在于达到完美的境地,而是在体认人生的不圆满之中,超越现实的痛苦。他幼年丧父;留学期间即表现出狂傲的个性;返国之后,不受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重用;任职北洋期间,与同僚、下属相处不佳;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任职安庆高等学堂、北京大学等时间很短而建树不多;他深知烟瘾害人,自身又无法戒除;更重要的是,他虽能“坐而言”,却无法像日本的伊藤博文(1841—1909)那样返国之后“得君行道”;他的调适、稳健的“继往开来”的主张,在五四以后“激进化”的反传统时代中被国人讥为保守、落后。在礼赞他为“引介西学的第一人”之时,很多人忽略了严复一生其实充满了矛盾、失败与挫折。他的好友林纾(1852—1924)感叹地说,“君著述满天下而生平不能一试其长,此可哀也”。林氏并说,严复有如庄子所说的大鹏鸟,它无法展翅高飞,不是因为翅膀太小、能力不足,而是因为没有时代的支持,缺乏“厚风之积”,使之扶 摇而上。参见《严几道年谱》,135页。不过严复在个性上的缺失也不容忽略,他恃才傲物,在某些关键时刻却又无法坚持原则,反因软弱与摇摆而蒙受他人要挟利用,进而成为众人批评的焦点,这使其始终无法得意于政界。然而,就是因为官场上的不得意,严复才转而投身翻译事业,系统地引进西方学术,替近代中国学术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而他的学术成就时至今日仍深具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