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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科举失败的经验使他对八股文感到反感,他在1895年《直报》上写的《救亡决论》一文批评八股取士有三大弊病: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因而“使天下无人才”。这无疑与其科举失败的经验有关。严复怨恨科举的情结至1909年、1910年才略为抒解。1909年底,由梁敦彦(1857—1924)、于式枚(1865—1916)、绍昌(生卒年不详)等人,考察各省表现优异的留学生,分别授以进士与举人出身。1910年初决定该次共审核通过23人,其中名列榜首的是办理铁路有成的詹天佑(1861—1919),赏给“工科进士”,其次则是严复,赏给“文科进士”,此外法政学堂总教习张康仁(1860—1926)则授予“法科进士”。严复的学生伍光建(1867—1943)、王劭廉(1866—1936)也同列文科进士。1月17日,消息传来,58岁的严复并不感到特别的高兴,据说“泊然无所动”,只写了一首诗,“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岂有文章资黼黻?敢从前后说王卢”,诗中表达了“遭刖”的痛苦经验,也谦虚地说自己的文章对国家没有什么帮助,不敢讲论排名先后。参见《严复集》,378页。 严复在1893年后,显然打消了参加科考的尝试。值得注意的是,准备科举考试对严复来说,可能不完全是负面的。余英时曾指出一个“塞翁失马”的现象。他认为严复从30岁至40岁之间为准备考试而阅读经史典籍,此一功夫不失为对于运用古典文字的一种有效训练。因此严复在此十年间,有系统地沉浸于举业,使他补足了自15岁开始便中断的传统教育,“经过这一阶段,他虽然是‘半路出家’的留学生,他在中国古典文化的一般修养已与同时代的士大夫没有很大的区别了”(余英时:《严复与古典文化》,见《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11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 在准备科考的同时,严复也继续接触西学。1880年至1881年间他曾阅读斯宾塞的著作,又通过像上海“别发书坊”(Kelly and Welsh Limited,Shanghai)等书店,购买了不少西书。他的个人藏书可能多达数千册,其中现存于世的还包括一套美国 The Colonial Press 出版的The Worlds Great Classics(《世界经典名著》,共40册,现藏南京大学图书馆,严复在其中的Immanuel Kant的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上留下许多批注),与有关西方政治思想的书籍[如现存北京图书馆的John Morley所著Burke(London:Macmillan and Co.,1897)一书,其上注明为1902年7月所购]。这显示严复在天津时期,不但因为准备科考而具备了中国古典文化的修养,同时他也比较系统地阅读西方典籍,对西学有更深入的认识。 这时严复的生命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1894年到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挫败,战争之中严复的多位同窗与学生丧命疆场,这对严复造成莫大的冲击。他领悟到中国的失败不只是军事的落后,而更有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思想方面的因素,因此必须师法西方,才能突破困境。在甲午战争期间,严复写了一封信给长子严璩,一方面感叹“时势岌岌,不堪措想”,另一方面则说根本之计唯有通晓西方的学问,才能“治国明民”,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在战后他发表了四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分别是《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与《救亡决论》,各文均围绕着中西文化的对比,并探讨中国积弱之由。文中他批评中国的专制、八股取士以及鸦片、缠足等恶习,提倡三项要政:“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他更积极地从事开民智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亦即翻译西书。甲午战争后不久,严复便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其中使他“暴得大名”的作品,即是1896年至1898年翻译的《天演论》。严复首倡翻译工作的信、雅、达标准,在《天演论》的例言中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上述几句话几乎成为是近代以来国人翻译工作的典范。不但如此,《天演论》出版之后,立刻轰动,成为人们喜爱阅读甚至背诵的一个经典。例如鲁迅和好友许寿裳(1883—1948)就常一边吃花生米一边比赛背诵《天演论》,鲁迅还帮严复起了一个绰号叫“不佞”。(参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8~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很多人都认为严复透过此书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或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介绍到中国,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这样的解释虽大致正确,然忽略了严复通过翻译在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思想之间细致的取舍,以及同一文本的原文与译本乃处于截然不同的文化脉络之中。赫胥黎原书的主旨,是在批判达尔文与斯宾塞的观点。赫胥黎认为,虽然自然界存在着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但在人类社会却不可以完全遵从“丛林法则”,应该依赖伦理原则“以物不竞为的”。这一辩论源于19世纪末期英国思想史中,关于伦理力量与自然法则矛盾的论争。 《天演论》在中国的焦点则不在上述的论争,而在思索国人要如何应变、图强的现实考虑。严复同意斯宾塞所谓“物竞天择”适用于人类社会,但是他觉得斯宾塞太强调自然的力量(即所谓“任天为治”),而不够重视个人自由。他接受赫胥黎对斯宾塞的修正,以为人的能力虽源于天,但个人的自由与努力实际上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可以突破自然的限制,与天争胜,而创造新局,因此天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换言之,严复同意天行与人治一方面“相反相毀”,另一方面则出于同原,所以“天行人治,同归天演”。 质言之,严复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一方面同意自然有难以抗拒的力量,另一方面则发挥了赫胥黎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肯定伦理原则,并进一步推演到认为“人治可以对抗天行”,最终得出了“自强保种”的结论。此一思路再经过吴汝纶的序言与《吴京卿节本天演论》(1903)的阐发,“自强保种”成为《天演论》的最醒目的讯息,并在20世纪初引发了举国疯狂的阅读潮流。 总之,在天津的教书岁月,严复不受当局重用,在教学方面也得不到成就感,加上科举考试的失利,又沉迷于吸食鸦片,其心情之落寞,可想而知。然而,也就在此一阶段,他开始接触中国古典文化,磨炼文字技巧,又广泛地阅读西方的著作,最后终于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走上了以翻译来救国的道路,因而声名大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