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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晚年的政治主张和他的学术思想有关。他十分肯定儒家传统,对道家也深感兴趣,曾评点老、庄。严复评点《老子》始于1903年,至1905年12月,该书于日本东京付梓刊行。至于评点《庄子》,最早是在1912年,该书后为友人借去不还,严氏因此怏怏不乐。1916年他第二次批《庄子》。目前流传于世的是由曾克端印行、严氏在马其昶《庄子故》一书上所下的评语,名为《侯官严氏评点庄子》。 严复对道家思想的兴趣涉及他对宗教经验的看法。他曾劝他的孩子:“人生阅历,实有许多不可纯以科学通者,更不敢将幽冥之端,一概抹杀。”他相信在科学的范畴之外有一个超越的、“不可知的”宗教领域,有时他借用佛教观念,将此一境界称为“不可思议”。对他而言,了解不可思议的境界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就像20世纪许多中国哲学家所强调的,作为道德之基础(包括严复所强调的儒家伦理,如“孝”)与痛苦之避难所的内在生活,必须奠基于某种形而上的本体论之上。如此可以避免陷入“最下乘法”、“一概不信”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m)。(参见黄克武:《思议与不可思议:严复的知识观》,收入习近平主编:《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247~257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严复晚年曾在家乡阳岐筹建尚书祖庙,祀奉宋代的忠臣陈文龙(1232—1277),并自称是“信士”。1920年12月25日他在庙中扶乩之后,曾依罗真人指示,服下符咒指示之药方以治病。此外严复还肯定探索鬼神与死后世界的“灵学”研究。1917年秋天陆费逵(1886—1941)、俞复(1866—1930)与丁福保(1874—1952)等人,组织了一个研究鬼神、灵异的团体,称为“上海灵学会”,又于次年1月出版会刊《灵学丛志》。在《灵学丛志》第1、2期出版之后,俞复曾寄给严复。严复在阅读这两期杂志之后,深有所感,他不但写信给俞复、侯毅,肯定鬼神的存在,还与陈宝琛(1848—1935)谈论此事,陈则与严复分享扶乩经验。严复又在1918年4月29日写信给郑孝胥,畅谈“灵魂不死之说”。(参见黄克武:《民国初年上海的灵学研究:以“上海灵学会”为例》,99~136页,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7(55)。) 综言之,严复虽提倡实证科学,但他不是一个极端的实证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他从赫胥黎所谓的“不可知论者”开始,进一步以佛教“不可思议”的概念来掌握科学以外的世界,这样的知识观使他至晚年接受“灵魂不死”的观念、承认鬼神的存在,并肯定灵学研究在探讨未知世界的价值。这种将自然、社会科学与源于中西传统的宗教、哲学观点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表现出严复思想的重要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绝不能简单认为,严复在晚年完全放弃了早期宣扬的西方科学与民主的价值,而回归中国传统。严复晚年思想虽有所变化,然无疑地仍然坚持建立富强、文明的现代中国,也肯定自由、民主的终极价值。只是他更为了解到,此一目标的实现需要采取渐进调适的方法,一方面要更为尊重中国的“国情”或“立国精神”,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西方国家在科学与民主的主流启蒙传统之外,有更复杂的知识传承。严复乐观地认为“道通为一”,中西文化中各种不同的思想取向可以会通在一起,他坚信这不但是未来中国应遵循的道路,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遗憾的是,历史的实际走向并不如他意。1921年严复67岁,中国仍处于军阀混战之中,这一年秋天他因肺疾病逝于福州郎官巷。他留下的遗言是:一、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参见《严复集》,41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