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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师学堂任教与翻译事业的开始(1879—1900) 严复返国之后,在船政大臣、光禄寺卿吴赞诚(1823—1884)的任命下,任教于福州船政学堂。为标示这个新阶段的开始,严复将名字由“宗光”改为“复”,字几道。“复”来自《易经》,取其“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卦);“几道”则出自《老子》“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8章)。上述的选择,反映出严复儒家与道家的思想倾向。次年,严复在李鸿章(1823—1901)的邀约下,从福州北上,赴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他在北洋水师学堂由“洋文总教习”一职开始其教学生涯。至1884年他以“教习都司”的身份,“以天津水师学堂办有成效”得到奖叙。1888年“报捐同知,双月选用”,后因功免选同知,直接以知府(从四品)选用。1889年初“奉委会办天津水师学堂事宜”,1891年升为道员(正四品),再于1893年底“委办天津水师学堂”,此后他的头衔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道员严复”。 就在此一阶段,严复开始崭露头角,以他的翻译作品与政治评论文章闻名于世。然而很多人或许不知道,他对中国的关怀与未来的构思是在苦闷、不得志的心情之下所发抒出来的。在这时期他身体状况不好、沾染鸦片恶习、科举失利,又与他的同僚及直属长官李鸿章关系欠佳。 在1890年代中期,严复因不受重用,曾打算离开李鸿章阵营投奔张之洞(1837—1909),也大约在这个时期他开始沾染了吸食鸦片的习惯,一直到死前才勉强戒除。严复在1895年初写给四弟观澜的信中表示:“兄北洋当差,味同嚼蜡。张香帅于兄颇有知己之言,近想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耳。”可惜的是,严、张两人观念有差距,尤其是严复在《直报》上发表四篇评论时政的文章后,张之洞大怒,命御史屠仁守(?—1900)在《时务报》撰文反驳。其后,严复私下称张之洞是“妄庸巨子……恐此后祸国即是此辈”,并公开反驳张的“中体西用”论。参见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226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严复集》,558~559页。随后,张、严两人关系破裂,严复继续留在北洋水师学堂。 1897年严复和王修植(1858—1903)、夏曾佑(1863—1924)等在天津仿英国的《泰晤士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天演论》的译稿最早即曾在《国闻汇编》发表。1898年9月14日严复觐见了光绪帝,然而他的命运并未因此改变。在此之前,曾有人参奏他在天津办《国闻报》时“借外人为护符”(按,该报有日本人参与),皇帝因而怀疑他“与外人勾串”,后来经北洋大臣王文韶(1830—1908)调查,表示“实未闻有勾串情事”,皇帝才释怀。不过,较新的研究指出,日本人支持《国闻报》,确实有其政治企图,欲培养中国北方的亲日势力。有关《国闻报》与日本人之关系,见村田雄二郎:《清末之言论自由と新闻——天津〈国闻报〉の场合》,载《近きに在りて》第54号(2008),2~16页。作者指出《国闻报》确实受到日人之支持,其目的在对抗俄国,并培育在中国北方的亲日言论基地。见14页。无论如何,严复在受光绪帝召见后,并未蒙受恩宠,仍在水师学堂任职。他在戊戌变法中,除了在《国闻报》上呼吁改革之外,没有参与以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为首的变法维新之活动。 在天津的二十年间,严复的仕途限于水师学堂,而无法更上层楼,进入统治阶层的核心,这和他缺乏科举功名有直接的关系。在严璩所写的《侯官严先生年谱》中,谈到严复“自思职微言轻,且不由科举出身(当时仕进,最重科举),故所言每不见听。欲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因此严复捐了一个监生,从1885年开始四度参与科举考试:1885年参加福建乡试、1888年参加顺天乡试、1889参加顺天恩科乡试、1893年再次返回福建参加乡试。遗憾的是他在这四次考试中均名落孙山。 当时有一些师友对严复未能获得功名,因而受到歧视,无法大展长才,感到愤愤不平。郑孝胥(1860—1938)曾说“严书满天下,身世尚相弃。吾侪怀不平,扼腕定谁冀”。大力抨击科举制度、主张“废科举,兴学校”的吴汝纶(1840—1903)也说“执事兼总中西二学,而不获大展才用,而诸部妄校尉皆取封侯,此最古今不平之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