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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宫廷见闻纪实 越南遣使如清，从文书的格式、往来传递到使臣过关、迎送、食宿安顿、拜见各省督抚以及进表与朝觐、赐宴与颁赏等过程，都有一套严密的礼仪规范⑦。这看似繁冗的成规陋矩，却是维系两国“朝贡”关系的重要形式，一旦处理不好，即便是细节问题，也可能会损及两国关系大局。因此，为在形式上尽力表现出“事大之心”的诚敬恭顺，越南王朝针对几年一轮回的如清朝贡礼仪历来都十分谨慎和重视。而作为“燕京万里赋皇华”的朝贡往使的政治核心地，越南使臣在京朝觐、朝贺的礼仪活动，无疑成为其使程笔下的重要内容，历届使部也都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了有关清代宫廷社会的丰富记录。如道光五年(1825年)使清朝贡的潘辉注描述自己在京参加道光皇帝的生日朝贺礼仪时之所见曰： 清朝承平日久，不事张皇，朝贺礼仪卫，概从简省。万寿节日，庭前惟设黄紫伞二十四，旄矟二十，雅乐八音全部而已。鸣鞭开门，天子升座，众乐齐奏，行礼，虽简而严。至于御坛祭时，始陈卤簿、伞盖、团扇、五色旌旗，节旄、豹尾，并黄轿金马，一切仪仗，然亦多旧时物，殊无华美新饬也⑧。 其中所见道光皇帝万寿节典礼的简省朴实，显然与我国史籍通常所描写的此类节庆活动中帝王接受百官朝拜时气势恢宏的华丽场面大不一样，越南使臣以其所见还原了清代宫廷生活真实的一面。在他们的见闻笔记中，道光皇帝的力行节俭之举一直影响到清末的宫廷仪制及其皇室生活。如同治八年(1869年)，奉命如清的黎峻、阮思僩等越南使臣描写其随驾赏戏期间观察到的景象云：“大皇帝并两宫(慈安、慈禧)太后驾过，鼓乐作，奉敕宣召，仍照次列坐。遥见正殿中间，施榻一，上施青绸帐，两宫立帐前看戏，御前诸大臣、太监等趋侍如常，仪节极简易。方驾过养性时，乘步辇，百官、兵丁环立御道边，不闻有呵止遮捆者，亦此类也。(乾清宫)宫殿规制极高广，而无锦绣珠玉之饬。殿壁空构，尽糊白纸，帘帷只用青布而已。”虽时隔四十余载，但从出行仪节到宫殿装饰，同治时期的宫廷生活仍不乏道光遗风，故阮思僩亦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宣宗恭俭之化，盖宛然犹存。”⑨结合以上前后二则记录可见，越南使臣通过他们在清朝宫廷亲眼所见的生动记录，相较于中国史书或学者宏观性的泛泛而论来言，往往为我们客观了解清代宫廷生活提供了另一种参照。而这一内廷实录，对于我们在长期接受教材教育而形成的所谓清末宫廷生活腐朽奢华的惯性思维来说，的确不同。 相较于宫廷庆典的朴实俭省，地方官员出行的仪仗却颇有讲究。前述潘辉注的记录向我们展示了道光时期京城与地方官员外出行仪的明显差异： 清朝礼制谨严，诸亲王入侍，皆屏驺从独行，与诸臣无异。同乐听戏日，皇伯、皇叔皆于更五末，步入国门馆直候，送驾幸园时，列尚书早就三座门，朝服露坐瞻伫唯谨，诸亲勋行城中，俱无仪仗，唯一轿数四马驺从而已，毂辇之下，诸臣体制宜然。至于外任行仪，便觉次第生色，督部众抚之出，前呼后拥，八骏前导，伞钺列行，回避诸牌，分列前导，次至于府县正堂，皆有红伞一把旗面数对，其出则吉锣鸣鼓，张旗坐轿，装饬鲜明，俱属好看⑩。 传统中国的职官礼制，最讲究的莫过于身份等级的尊卑秩序。身处权力枢纽的京城权贵，无论王公贵族抑或文武百官，虽地位显赫，但惧于君臣有别的森严礼制，他们不敢张扬声势，而低调收敛。与京官谨小慎微、行仪简朴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方官员因远离权力核心，所以假借君权，使政治礼仪制度赋予的威仪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上自督抚，下至州县，正堂的出行阵容威风，排场十足，此亦谓“在朝廷在边，体格自应殊别”(11)。其中反映出中国官场特殊的政治生态。 当然，仪节的繁简、仪仗的华丽与否，只是职官礼制的外在表现，而作为传统中国礼仪制度的最高形式，朝仪礼制的核心则在于它的政治约束力。无论臣僚参见，还是藩国使臣的朝觐，都得以此来规范其朝拜天子的行止。以此对内凸显皇权至上的威严，对外强调“天下共主”的恩威。一旦其政治约束力出现松动，反映的或许不仅是这一制度的衰落，更可能与王朝国运的不昌紧密相联。由此，我们不禁想到与潘辉注描写的道光朝初期虽简而严的朝仪完全不同的是，黎峻、阮思僩等人在同治万寿圣节的朝贺活动中所见到的另外一副光景： (同治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万寿圣节)寅初刻，臣等具朝服随四译馆大使陈焞、译字生翟作霖等就午门前直房伫候。辰刻，闻放炮声九，馆使、译字生等引到午门前右边排班(诸王及二品以上官班乾清门，外三品以下则在午门外)，时午门正中门不开，门外亦无人赞唱。忽见前列人等匆匆跪叩，臣等据通事人等传言，亦随人跪叩，方礼拜间，见观者亦有拥挤行间，文员亦有混列右班，朝会大礼如此不整，亦一异也(12)。 万寿圣节，群臣朝贺，对于素称礼仪之邦的中华帝国来说，无疑是一项庄严肃穆的活动，所以在越南使臣的眼中，即便是崇尚节俭的道光皇帝，其贵为天子的寿辰贺仪也是虽简但却不失威严。然而时过境迁，同样参加天朝万寿圣节这一历来被如清越南使臣描写为隆重庄严的礼仪活动，令黎峻、阮思僩想不到的却是如此纲纪松弛，朝仪混乱，以致不免发出“朝会大礼如此不整”的感慨。或许，此刻他们心中发出的不单是对清朝朝仪礼制之衰落的感叹；更以此为窥测清朝国运兴衰的晴雨表，暗含了对当时处于内忧外患交迫之中的天朝国力没落的悲叹。 如果说晚清越南使臣对于天朝礼制的关注，更多是出于两国邦交的政治考虑的话，那么，在对清朝贡的现实中，面对所谓“蛮族”入主的中国，其对华文化心态却发生了“华夷错位”的异变。如尽管身为藩国使臣的潘辉注非常推崇天朝皇帝的朴实俭省之风，但对于清廷上下所着的满式服饰却并不认同，所论流露出复杂的文化心理，其云：“唯衣服之制，不改满俗，终乏雅观。天子衣五金花，亲王衣三金花，大臣以下，衣二花一花，以此分别，其冠帽氊皆同，惟以顶颗黄白青红为差。项挂珠串，恰似禅僧。衣皆狭袖，又类戎服，以此周旋揖逊，毕竟非声名文物之盛耳。”接着，他又进一步评述道： 自清朝入帝中国，四方剃发变服。二百年来，人已惯见耳目，习俗熟简，便恬然无复疑怪。故明冠服之制，惟于戏剧时陈之。已俱视为偎儡中物，不曾又识初来华夏样矣。我国使部来京，穿戴品服，识者亦有窃羡华风，然其不智者，多群然笑异，见幞头网巾衣带，便皆指为倡优样格。胡俗之移入，一至如此，可为浩叹(13)。 越南是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周边国家之一，因为对中国文化的广泛吸收，明清时期的越南甚至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观”，越南王朝亦常以“中国”、“中夏”、“中华”自居。正由于长期受到春秋辨华夷思想的洗礼(14)，所以他们将入主中国的满族视为夷狄，视满服为胡俗，并对清朝固守祖宗之训，保持骑射之俗颇有微词，潘辉注甚至越规私议清帝云：“今道光帝骑射亦精，游幸时好驰马弓矢，扈从者至十余骑，盖其世守家法，不忘驰骤，然亦恐非太平所宜尚也。(如不)一变旧习，蔚然华风，岂不有歉于拓跋魏哉!”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所谓满族夷狄文化的轻视和因自己继承中华正统的得意。而在越南国内，其治国者也不乏在朝堂之上公然对清国朝政的“满汉之别”说长道短，如阮圣祖在和群臣讨论与清朝的邦交典例时云： 帝因谓礼部曰：朕尝见清国敕谕，押用印信左右各满汉两样字，不亦烦乎!潘辉湜奏曰：臣闻之节次，本国使部述来，清帝每有视朝，与群臣论事，对汉人言则作汉语，对满人言则作满语。在廷之臣，自非通晓言语者，凡事亦不能详悉。帝曰：人君一言一动，为臣下之仪，则当公诸众听，以达下情，若犹有如此歧视，则上下之情壅塞不通，为臣者未免内怀疑惮，谁肯尽心乎(15)? 以此对应清朝的实际情况，显然越南使臣传递的所谓清帝朝堂之上分别满汉之臣而以满、汉双语议政的信息是违背事实的。而满汉合璧的清代诏书敕谕，本为满族统治之下的清朝政治生活中的一大民族特色，但在以华夏文化为唯一标尺的衡量之下，便成了明命帝眼中的陋规夷俗，其论断实则是由于越南统治阶层狭隘的自我优越心理而导致的对清朝观察的一种误解。我们姑且不论越南君臣对清朝文化评价的是非曲直，若仅从一个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藩属之邦对宗主国的指斥来言，其行为也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越南口口声声表达的“一心事大”、“克效悃诚”、“永守藩服”的清越之间的那种所谓朝贡宗藩关系，不过是徒具形式外交礼仪而已，实则是越南统治者苦心经营的两国邦交之道(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