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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 为全面掌握清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社会等方面情况，越南统治者通过多种途径收集相关情报，而一届又一届的如清使臣回国后上呈的“入华行纪”，更是其了解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尽管可能出现使臣途间的见闻记录或因观察浮于表面，或因了解不够深入，与事实出现一定偏差，如越南使臣李文馥所云：“使程一路记者甚多，其中疆域之沿革、古后之事迹与夫岩洞庵院之胜、矶滩桥陡之征，或详或略，互有异同，要之各有所据。惟塘汛名号、程路里数，或彼则有而此则无，或此则曰甲而彼则曰乙，难从征准。何也?行路悠悠，目击者少，不得不博之询访，临时传译。听者殊音，鲁鱼帝鹿之讹，其势然也。”(63)这就需要我们鉴别使用。但通常而言，使臣燕行途中逐程逐日写下的内容宏富、包罗万象的“入华行纪”，其价值不言而喻。特别是晚清以后，越南使臣在华记录的信息量更大。就像阮朝明命帝之子阮绵寊评价阮述的《往津日记》那样：“今读此书，腹笥既富，手笔更超，故举凡海程山驿之往来，朔气瘴烟之节候，孤衷之耿耿，匪躬之蹇蹇，以及列国之情形，中朝之政教，近而民风土俗，远而异服殊音，奇器之鬼工，南针之绝技，类皆不胜观缕。而难状之境，如在目前，不尽之意，溢于言表，无不悉备。”(64) 这一时期，如清越南使臣在华采集情报，除沿用观察、笔谈等传统手段外，也特别注意从清人著述、官方或民间报纸中摘录有用信息(65)，因时势变化，他们描写的内容也更加丰富。所以阮朝当局对此极为重视，一些使臣还因为燕行途中的记录不够翔实而被撤职查办。如阮圣祖明命十三年(1832年)四月，如清使部黄文亶、张好合、潘辉注等回国复命时，他们不但没有因为使行的艰辛而受到奖赏，反而由于燕行途中有关清朝访察的记录不够翔实，而被降旨责备：“黄文亶、张好合等身衔王命，责在周询，乃日记访察清国事状，率皆草略，无一可堪入览，已属不职。”不惟如此，阮圣祖还寄望往后如清使臣能以此届使部行程日记惟录地名里数，而民情国事不曾叙及的粗略草率为戒：“嗣届使期，宜传旨使臣询问民情利病、国内灾祥，明白登记。至于地名里数，已有典故可考，不必赘叙。”(66) 虽有圣谕告诫，阮圣祖仍不满足于仅仅只是依靠使臣南北往来的行程记录这种单一的信息沟通渠道：“帝欲周知清国之事，尝令河内饬清商采买京钞以进。是岁，清兰州、湖北有匪，燕京于正月大雪，坚凝三尺，民多冻死，而京钞皆不录。帝闻之，敕河内传示诸铺商，凡清国灾伤盗贼之事，虽京钞不载，亦须采访登记。”(67)由此更见越南统治阶层对于了解晚清中国时政的重视程度，以及为全面、及时掌握中国社会状况而精心布设的情报网络。再如绍治六年(1846年)六月，当阮宪祖听说如清使部李文馥等将于回抵镇南关时，便马上对礼部臣僚说：“如清使部回期近已抵关，宜行咨谅省系接回日，其奏折并日记先由马上发递，使部分起续回。”(68)其急于想知道如清使部燕行记录情况的迫切心情溢于言表。 越南阮朝当局为何对渐入晚景的大清帝国如此高度关注?有学者认为，由于阮朝视清为威胁，所以其历代统治者都对清朝很感兴趣，他们是考虑到清朝的政治、社会变动会对越南产生影响才如此关切。因此，“阮朝对清朝贡的意图是通过与清修好来缓和威胁，并事先为今后可能出现的威胁做准备”(69)。事实上，越南当局关注清朝时政，除了将其视为了解中国的必要途径，由此掌握处理两国关系的主动权之外，他们也希望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为本国资政之需。尤其自晚清中国开展洋务运动以后，越南遣使如清，除直接的军事求援外，阮朝更希望通过入华使臣的在清观察，以及派员到中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特别是西方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以从中获取有益于本国对外交涉的经验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当时中国的涉外事态以及晚清王朝开展的“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成为越南当局高度关注的焦点。所以，嗣德三十三年(1880年)五月，使清岁贡的阮述等人临行前曾两次接到阮翼宗的朱批谕示：“(使清)其访察是最要。近诸课(即近届如清使臣)，凡自咸丰事始末，皆访问不得，况诸外国事?况能益国乎?使臣五善之责，可不负乎?”“若访察中外情状，不必吝费，必用心厚交与彼官或士，密访，要得详尽真确。”(70) 嗣德三十四年(1881年)二月，越南官员何文忠、范炳、黎梃(挺)等人奉命驾两艘官轮访问香港，并将十二名越南学童交给石清泉以学习英文、天文、机器等。十二月返国，阮翼宗即召见黎梃，咨询其在港见闻。黎梃的奏： 英人设官行事，自有程限，大小各有专责，兵则选强壮，日加训练阵法、射法，及分派巡防，余一切工作由官自雇，不役于兵。且言泰西诸国，富强之业不外乎商与兵而已，以兵船之力卫商船，必先以商船之税养兵船，故整顿通商尤急。迩来日本步趋泰西，通商四出，清国亦仿而行之。在香港则设招商局，制造轮船，驶运客货，又倡设肇兴公司，前往英国贸易，以为开拓商务之端，以至遴少俊往诸国学习技艺，或延师回国教习，现下制炮造船以及火柴火粒诸艺，取次举行，渐就强盛。或称我国物产素丰(如金银煤炭之类)，人多俊慧，倘能奋发有为，富强之业，自不难致(71)。 其中可见越南使臣对当时香港政制及其商业贸易的浓厚兴趣和切身观感，并对晚清中国筹办洋务颇为关注，还反映出越南王朝遣使访问考察香港的目的所在，以及期望通过中国之渠道学习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的迫切心理。因此，清光绪九年(1883年)越南如清使臣范慎遹、阮述等人在前往天津的海路途中，先后在香港九龙参观试放水雷炮；在广州考察当地机器局，参观所制炮弹；留津期间，参观招商局所办电报局，又带领随行黎碧峰、杜富肃赴天津城北门外窑窝处，观看洋枪队操演。晚清中国成为越南了解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窗口，正如陈荆和先生之言：阮述等在华期间，“尽量参观中国军队之操练及机器局、电报局等施设，亦可反映当时之越南当局急于图强之用意”，而阮述所发出的“中朝之有心洋学如此，其夺彼长技，何难哉”(72)的感慨，这与其说是对中国的赞叹，不如说是越南当局意欲仿效中国开办洋务以图自强的内心写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