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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陷入严重国家危机的大清帝国，越南王朝虽不乏袖手旁观的心态，但毫无疑问他们对晚清王朝无能应对外敌入侵的国情大势的认识和判断却是非常准确的，战争的结果正如其所预见。明命二十一年(1840年)九月，受阮圣祖之命广安省派往广东打探“广东与红毛构衅事”消息的李应利等人回国，并以查访情形入奏。明命帝因此谓侍臣张登桂、潘辉湜曰：“清国区处红毛之事，何其姑息邪!近闻红毛亲扰燕京，叩阍陈控总督林则徐私扰其国商船，以致惹事。清帝听其言，差人抵广东查究，将林则徐回京治罪，意者将与他作讲和计欤。夫林则徐所禁鸦片，未尝不得之君命，兹乃不当其责，竟以激变，归罪于臣，是何义也?且洋人素贪欲无厌，年前与缅甸相攻，缅甸求和，则计兴师之费，责其赔偿。今亦以此术移之于清，若清人受偿，必至数千万两，其辱国体甚矣!”(47)后来清廷屈辱性涉外事态的发展，无不应验了他们的看法，战争赔款无休无止。 然而，正当越南王朝以旁观者的身份冷眼观察晚清中国的动荡时局和嘲笑曾经受天下瞻仰的堂堂天朝上国的时候，阮朝和平发展的好景也并不长久。自阮圣祖晚年起，越南也陷入内外纷争的泥潭，外有西方列强法国的侵扰，内有地方反抗起义。相同的遭遇，无形中影响了越南入华使臣对晚清中国问题的关注点，同时越南阮廷的对华态度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太平天国起义发生以后，清越之间的朝贡关系中断十余年之久，“清越朝贡关系之停止，不但是中越两国邦交之断绝，还导致了清朝对越南事态完全感觉隔膜，对于越南境内所发生之事一无所知”(48)。同治七年(1868年)越南遣派黎峻、阮思僩等如清岁贡，重新恢复与清朝的朝贡关系，但在政治上阮朝对于风雨飘摇中的晚清帝国实际还并不信任，所以陈荆和先生曾以不可思议的口吻说道：“更令人费解的是1869年(嗣德廿二年，同治八年)奉派来华之越南贡使并未向宗主国之清廷报告法国侵占南圻之事。”甚至当清朝翰林李文田在京城馆舍向阮思僩问及越南与法国的战事情形时，他亦只是聊聊数语应付云：“丁巳、戊午之间(即阮翼宗嗣德十、十一年，清咸丰七、八年间，1857～1858)，洋夷曾来下国滋扰，相持日久，互有胜负，后来洋夷约和，我皇上重念兵民久苦，许他于南边诸他地方口岸通商，八年于今矣。然此亦权宜自治自强之策，方日讲求之，大约事势，略与中国同也。”(49) 其实，对于清人提到的这一问题，早已在越南使臣的预料之中，如同治九年(1870年)越南使臣阮有立、范熙亮部如清时，阮朝机密院即专门预先撰拟了“使臣过关后，凡途经诸省及抵燕京，省臣部臣如有问及我国处置洋人事宜，答云：本国与富浪沙(法国)言语文字不同，未曾通问。”而且还要求使臣若与清人“话及洋事涉密者，倘何处有要写出言语小简，即宜收置，不可留遗片文只字，或致传播，以防别碍”(50)。基于本国保守秘密的严格要求，越南使臣在回答清人的上述问题时显得格外谨慎，不肯透露细节详请。其中缘由，不知是因顾及国体不想家丑外扬，或是源于避免节外生枝的疑虑，抑或与阮朝明命帝以来的极端排外政策有关而不愿清朝介入等等。 越南使臣同样不忘关注当时中国的对外交涉事宜。如当李文田到馆来会时，阮思僩开口即问剿匪御洋近事，李文田的回答为：“洋夷通商口岸非一，现当无事，然各省大吏，已刻刻有振作之意。闽中已设奇器局，江苏亦有之，皆欲习其法以制之。大局则二三年后，今上亲政始能定也。大约内地无患，则外患又不作，频年美政，史不胜书，以天意人事计之，似可有转机。”对此，阮思僩显然是心存疑问的，正如其所感叹：“中国自与洋人约和以后，气挫势屈，虽京师根本重地，他亦杂处，不能禁。”(51) 为了解他国的御洋之术，阮思僩还违禁与居于四译会同馆的朝鲜使臣私下交往，密书打听朝鲜的涉外事宜及其捍御之道，侧面反映出当时越南在抵御法军入侵中所面临的被动局势。1869年黎峻、阮思僩回国复命，但阮翼宗对他们提供的有关晚清中国时局的情报材料，却并不满意，以至嗣德二十三年(1870年)十月二十五日，如清使臣阮有立、范熙亮、陈文准等于文明殿辞行时，阮翼宗仍以此为戒叮嘱曰：“尔等三人，皆有学问，兹委出疆，凡事当协心商筹，务要得体，途间亦当周咨清国、英、富(法)、俄、衣(意大利)诸国情头，回时具复，勿如前使部多略，未称朕怀。”(52)要求使部三臣详细打探了解西方列国在华具体情形。同时还指示他们利用同文之谊的“情感基因”，探问高丽、日本、琉球等国的“洋情”，以图从中借鉴经验： 在使馆如遇高丽、日本、琉球使臣，初见宜以同文之谊，往来谈叙，以探其情。如该各使臣果有厌洋，真情说及这款，宜历叙始末。和款，与答清国官员者略同。仍申说云：西洋诸国，专以合纵为计，侵轶我东方诸国，多被其毒，本国与诸贵国均系同文，而地远势隔，其所以自强自治之策，请私与执事商之等大意，以观其言论如何。仍记之，另随宜答复，不可深言，免贻别碍(53)。 其中流露出越南王朝在对外交往中鲜为人知的表里不一的一面，无怪乎清代朝鲜使臣的“燕行录”中，间或可见他们对越南使臣的鄙视(54)。 1873年11月，法军将领安邺率部攻占河内城，虽不到二月时间即被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打败，安邺也被击毙，但此后越南抗法的军事形势却日趋恶化。面对岌岌可危的亡国危机，阮朝一改过去对清袖手旁观的心态，积极与清多方联络，频繁遣使如清，尽管其目的主要是试图寻求“天朝”的政治庇护，出兵援越抗法，然亦不忘利用如清使臣深入了解晚清中国内政外交的国情大势。如嗣德二十七年(1874年)十二月，如清使部潘仕俶等回国，阮翼宗即问“清国处置诸洋及同治政事、官吏得失如何、其势盛否?”潘仕俶使部一行不失其职，将一路通过观察打听、在京搜集浏览新闻报纸等途径所搜获到的或详或略、或虚或实的信息报告阮翼宗，为阮廷描绘了一幅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晚清内外交困的时局缩略图(55)。而应阮朝所请，清朝也开始密切关注越南局势。《大南实录正编·第四纪》卷68“翼宗嗣德三十五年(1882年)十二月”条曰： (阮翼宗)命刑部尚书范慎遹充钦差大臣，侍郎加参知衔阮述副之，往清国天津公干。办理户部阮番页充钦派，往广东以递信报。自河城有事，我经移书东督裕(名宽)、曾(名国荃)，祈为妥料。至是，东督委招商局唐廷庚、省属马复贲、周炳麟等同燕派唐景崧来问现情，并商应办事。经派述充钦差，偕清官往呈东督，祈为转达。寻接李伯相电音，邀我国大臣二三人往天津询问，并商议法国之事，乃命慎遹等奉国书以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