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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沿途地方社会的观察与记录 晚清越南使臣自镇南关入境之后，通常取道广西、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而进京。沿途所经地区不仅有繁华都市，也有山野小村；一路接触到的既有满汉权贵，也不乏乡间布衣。这为他们细致深入地接触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提供了条件。而他们使华期间有关中国地方社会的微观记录和具体描述，也为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风云变幻的晚清中国社会实相提供了另一视角。如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二月，越南使臣范世忠在回国途径广西省城桂林时留意观察到的当地吏治中的陋规恶习，可作为研究晚清吏治混乱的一个辅证： 回到广西省，见内地通事叙称，两广总督邓廷桢移文定于本年正月中旬抵该省辖，因问之。该称，今年是大计之年，总督大员例得三年一巡，察核官吏，假如广西省向例，知府一、州县三、学政四，由该员自行考寔勤体，至如前途驺从船艘，供应颇属太广，每州县寻常照应仿约三四千银两之外，方得充需，不然则摘出别事革削，以此，州县望风惶惧，或以病告或以老告，抚院堂亦虑失察之咎，听其告假各等语。嗣而，一路舟行，所过州县，间有新任员粘有代理员名帖，有无帖者，其事略与该名所言相符(17)。 明清以来针对地方官员所推行的三年一次的考核制度——大计，本是为了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肃贪求贤，整顿吏治。但至晚清却异变为地方官员接待上级的沉重财政包袱，稍有不周，则可能被借机革职。因此，广西州县地方官员为求保身，竟在两广总督三年一巡的察核之际，纷纷告假离岗，而作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广西巡抚也为了避免承担失察之责，保住头上的乌纱帽而听之任之。吏治的败坏，官员的贪腐，俨然已成困扰晚清中国的一大症结。正如越南使臣潘仕俶等回国后向阮翼宗禀报的那样：“同治亲政以来，政事则一遵成典，专用旧臣官吏。则自咸丰以来，仕途掺杂，贪冗多而民生日促，捐纳为之弊也。”(18)若云捐纳之弊，厘金的课征便是其中之一。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由于清政府传统的最大税源田赋和地丁以及漕粮都大大下降，同时关税、盐课也无法征收，国家财政陷入困境，军费支绌。为了筹集军饷，清政府开征厘金。厘金之设，原本是基于与太平天国作战的需要而实行的一种临时性的筹饷策略，但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却逐渐转变为正式的税收制度(19)，成为地方官员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的“合法”手段。对于晚清政府推行的这种税收政策，越南使臣依其广西途中所见也有一定记录。如同治七年(1868年)九月十四日，赴清使部阮思僩等移船自梧州府城出发时，即见到如下情景： 诸船户纳税厘金局，半日不清，不得行……厘金局者，乃咸丰六年有旨，抽厘济饷，太平府而上所过州县，皆有厘局，似于巡司征榷之外，别有抽厘之令。盖增取于商民，以助军饷也。旧例，贡使船过司，免检。此行诸船户间有附带米粒、药物，苏抚巡院恐其多带盐货走私漏征，札饬长短送及沿途巡司厘局严行盘检抽征，故所至厘局，巡司人逐船踏勘，不胜其扰(20)。 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二十六日，如清使部范熙亮等船泊广西省城厅巡司时，也看到了类似情形。行于咸丰三年(1853年)的抽厘济饷，原始于江苏扬州，但作为太平天国起义策源地的广西，很快即被这一筹饷之策所覆盖，并且持续广泛推行。以越南使臣所记，已是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的数年，晚清政府仍在广西境内沿水路交通要津设有数量不少的厘金局，而且征课对象不一，名目繁多，就连本应免征的贡船，亦不放过。这种设卡抽厘的征税政策增加了来往商民的负担，扰民困商，受到时人的怨愤指责。所以范熙亮说：“问之商者，无不怨嗟也。”(21) 积重难返的吏治腐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内忧外患的交织，更使道光以后的清朝社会危机重重。而与此同时越南王朝也自阮圣祖明命帝(1820～1840)晚期开始逐渐进入多事之秋。相同的命运，使得越南使臣在彼此怜惜的历史情愫中对于晚清帝国的地方形势表现出高度的敏感，北上途中非常注意这方面的观察。如上述道光十六年(1836年)如清岁贡使部范世忠等便一路如此，他甚至向随行的船户打听清朝地方时势方面的情报： 行在船户，原系湖南人，该等言属省庆顺府有一人姓赵名金龙，有道士藏形之术，在八排山聚众至数万余人，该循用前明朝服式，其头发留而不剃，所居之人属湖南省，东连广东、西夹广西、北接江西，内十有二峒，极是险峻，四面壁立，兼有平原旷野可以耕植，现今方招兵买马积谷屯田，未曾下山剽掠，以此，台省虽略闻知，第因路险，亦且置之不问等语。嗣回抵广西省城，闻有买得《平徭纪》、《八排山徭新文》二集，查之《新文》，言赵金龙逃逸，不知生死，《平徭》略言，赵金龙歼斃无疑，二人说似相牴牾，并此并存(22)。 范世忠了解到的是道光十一年(1831年)发生在与广西、广东交界一带的湖南江华县境内赵金龙率领的瑶族起义。起义持续半年左右，被清军镇压。数年之后，出使中国的范世忠仍能听闻此事，并在桂林见到有关这次事件描述的书籍出售，说明起义在当时周边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只是民间成书自然少不了演义的成分，所以说法也就不尽一致。 晚清地方起义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太平天国运动，而兴起于南方并在广西得到迅速发展的天地会起义也同样造成了晚清地方社会的极大震荡。基于地缘上的关系，越南朝野对于邻境广西所发生的这两桩起义一直密切关注。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和广西天地会被清朝镇压以后，由于起义军余部先后往中越边境一带撤退进入越南境内，并以天地会的吴亚终部为核心在越北边境形成一股重大力量，由此更引起了越南当局的恐慌。所以同治七年(1868年)阮朝遣黎峻、阮思僩等如清朝贡的主要目的就是请求天朝出兵“援剿”。 对于退据越南北宁、谅山、高平、太原、宣光等省一带的中国天地会余部，尽管越南阮朝迅速作出了反应，数次派兵前去镇压，但因起义军迂回于两国边境之间，飘忽不定，所以多以失败告终。而清朝广西这边，亦未松懈，一方面悬赏严拿吴亚终，如同治七年七月十一日广西巡抚苏凤文张榜告示云：“照得逆匪吴亚终被剿逃窜，现匿越南木马一带，亟应悬赏严拿。无论内地以及越南军民人等，能将吴亚终生擒解镇安大营或太平府，立即由营由府赏银八千两，如枭首验确实者，立赏银四千两。贼夥中有能及正擒解刺杀，亦照此数，急赏五品项零，余贼概准免罪归农。本部院言出惟信，各宜恪遵无违，特示。”(23)另一方面派兵追击，并与越方配合腹背夹击，虽一时凑效，但在清军从边境撤兵之后，吴亚终部继续盘踞越北地区。无奈之下，阮朝国王只得借朝贡之机请求广西巡抚苏凤文代奏清廷，希望天朝能及早增派大军前往吴亚终部的集聚地，“直捣巢穴，披其心腹，剪其羽翼”，断其进退之路，从而“早绝凶丑，永静边氛”(24)。考虑到活动在越北地区的这股军事力量“不但使越南在这一地区失去控制，也对清朝在边境地区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25)，所以清朝答应了越南阮朝政府的请求，派冯子材率军出关援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