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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时代风气之下，陈钧平本想苦读寒窗通过文场科第成就功名，但因乱世家道中落，只好“逐流”投笔从戎，由军功擢候补知府，但他并不视此为获得功名的“正途”，报国无门，抑郁不得志，心理的落差使得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充满不满和痛恨。而与异国之臣的笔谈交流，正好成了他针砭时弊、发泄心中怨愤的机会。如他就晚清官场积弊与越南使臣范慎遹的一番笔谈之叙，便均是晚清政坛的真实写照。一方面官僚机构臃肿，科举入仕的待补官员年年壅滞积压，哪怕是殿试取中者，虽有授主事、中书、知县等官职者，但此二项，“其补缺之期亦难乎其难，中书尚易，须七八年，主事则须十五年后。现在人数太多，恐二十年不补者，尚不乏人”。而未被授职者，则“须十二年后以知县补选，如上科积压人多，几终身无选期”(34)。不仅官职的补缺难有定期，而且官员薪俸的发放亦非常紧张，以越南使臣的总结而云：“中朝诸省候补员人甚多，皆自备资用，无有官俸。惟年有差使，则拨给薪水银两。然事权不一，诸省或以官阶分多寡”(35)。另一方面政府卖官鬻爵，登进冒滥，流品猥杂，贪污腐化成风，如本为清朝官员冠饰的“花翎，不论军功，如文员随驾打围，及国家大婚礼、丧礼皆可赏，但须五品以上方得。若蓝翎，则非有军功及河上填筑决口与水争力等，不得赏也。道光年间，官场有翎者极少，百不有一。今则无人不翎，且花者尤多。光绪五年以前，捐蓝翎一枝三百两，花翎一枝六百两。天津富家，无人不花翎也”(36)。而官员由于俸银无多，仍在推行的养廉银制度，也是今非昔比，“知县侍俸、养廉约共六百金，大缺有千金者。现在部库支绌，均照六成发给”。所以贪腐成风，“知县无论繁简，多有陋规，如江苏省上海、青浦、南汇三县，一年可余十余万金，不可谓非美缺”(37)。国家吏治堕坏不堪。 为掌握当时中国的政治大势，以便占据处理两国关系的先机，晚清政局的变化自然引起了越南阮廷的广泛关注。如阮翼宗嗣德三十一年(1878年)四月，如清使部裴殷年等回国上朝复命，嗣德即问：“清国主少，又政出宫闱，不知所行如何，国内亦得安帖?”尽管裴殷年回答“内有恭亲王和硕辅政，外则诸总督亦多能臣，国内安宁，盖由于此”(38)。与事实甚不相符。但衔命在身的越南使臣为完成使命，他们对晚清朝政实态的打探，必是经过了一番周详缜密的计划，可谓颇费心机。这由前面的讨论已见一斑。再如范慎遹、阮述向陈钧平打探的有关慈禧太后的临朝称制、清朝中枢权力机关军机处的地位、晚清权臣的重要人物等光绪朝的政情内幕(39)，亦无不体现于兹。如此一来，除探听上述清廷要政之外，道光以后中西交涉背景下的晚清军情，也势必引起越南方面的深度关切，成为其使臣奉命探听的重要话题。如1840年年初，获知清朝与英国交战失利，明命帝马上便向曾经出使中国到过广州的阮知方、李文馥询问清朝的军伍情形：“尔等往年如东，观他卒伍兵仗如何，而红毛乃敢顽梗如此?”而1883年天津使馆内差官张葆廉与范慎遹笔谈叙及的“贵国(越南)取兵于民，各有定额，是存古意。若中国则惟听其自投，或其人好欲立功，或衣食不足，则投居营兵，于民原无定额，惟旗人无论兄弟几人，成丁即有钱粮充旗额，若旗人作官，则别有官俸。中国通国兵额六十余万，旗兵不在此数，八旗最多，人皆为兵，自周岁即食粮，京师饷单，八旗左右两翼闻至四十万，现在额兵饷不能足，步兵每兵终岁不过十两，马兵每兵终岁不过十八两，若营勇，则以月计，每月有三两九、四两五、五两四不等。营勇不在额兵之内，每岁饷项，为数浩繁，颇费筹画。”(40)其中透露不少清末中国军队的尴尬境况。由于国家在兵源上并无严格把关，投身行伍的人多将此视为博取功名的途径或谋生的手段，从军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人尽为兵”的八旗子弟，虚耗饷银，腐朽堕落。国家府库空虚，军费紧张，兵饷发放严重不足，军心涣散。因此表面拥有的庞大军营，不过徒具数字而已，根本没有战斗力。这种状况，印证了阮圣祖与李文馥谈话中的认识：“兵贵精不贵多，广东兵仗若是，红毛人往来商贩已素知之，故敢与之抗耳。”(41) 凭借越南使臣或通过其他途径广泛搜罗晚清中国政情的信息情报，毋庸置疑成为了越南统治阶层推猜中国形势的可靠依据，以致阮宪祖敢与其群臣断论清朝之国运大势云：“清国政事，近来殊无可观，朕昨日览清国京钞，见有支银给予英吉利，府库钱几空，何委靡也。甚至卖官鬻狱，无所不为，而盗贼、雨雹灾异频仍，意者其季世乎!”(42)越南当局对于晚清中国国情的了解程度，由此更无须多言矣! 四晚清时局的关注与评论 19世纪的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曾经自认为是世界中心的中国天朝上国，其形象在被动地卷入西方殖民扩张的进程之后不断受到冲击，面对西方列强的咄咄攻势，清王朝只能穷于应对。晚清中国与西方列强交兵之后的复杂时局，时刻牵动着形式上仍与清朝维系着宗藩关系的越南王朝的敏感神经。如鸦片战争前夕中英冲突刚起，越南明命朝很快就作出了舆论上的反应： 如(广)东南兴船派员公回，言清总督林则徐与红毛(英国)拒战，各有死伤，未知孰胜。帝谓侍臣曰：红毛兵船不过数艘，林则徐以全省之兵，何乃攻之不克?况红毛涉海远来，何所资粮而能久与清人相拒?岂有内为之应，有所恃而敢然乎?是不过为此顽黠之态，以示其慢耳。大清当初以一旅取天下，兵力何其雄也，此又何其委靡也，朕心实为之不平。且红毛前者为商贾而来，所以构起兵端，盖以林则徐检出鸦片，抄没船货故耳。朕闻北朝皇子、藩王、文武大臣俱吃鸦片，城门市肆亦有公然排列，其国如此，何以律外国乎?(43) 显然，随着晚清国力的衰弱以及越南王朝对晚清时局的深度观察，相较于清代鼎盛时期越南流行的盛赞天朝物力的普遍崇华心态，此时的越南对于自己长期朝贡的“宗主国”的心态已发生明显变化，正如有学者所说：“一旦中国的力量削弱，朝贡体系难以维系，这一时期的中华世界秩序不过是虚构而已。”(44)看到清朝与英国在广州交兵的被动形势，当时的越南王朝更多的是从本国的经济利益出发表达对事态的关注：“虽事在彼国，而朕亦不能忘怀，以我国与清朝接界，从来财货百物贸易流通，今红毛为梗，则洋程不通，民间所常用如药材、北茶类者，从何取办，此既病商又病民也。”但以其政治身份而言，则完全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的姿态，丝毫看不出他能从本国与清朝还存在的宗藩关系这一特殊的政治情结出发表以同情心，或鸣不平。他甚至以优越者的立场发表言论，讥诮清军将领的指挥无能：“朕尝观清将关天培《筹海一(初)集》，见得清人不但文臣多尚文词以饬其才，如武将亦习用此术，彼集中所言，不过饬诈以欺世人，何关实用?不然红毛侵扰，何不将操演机略以破之，而狼狈若是。”还嘲讽晚清时局的困境：“近闻清国与红毛相攻，经六七月未能取胜，夫以堂堂大国天下之所瞻仰，始则失信以招兵，终则老师而长寇，成何事体?”(45)更有甚者，当阮圣祖向从广东归来的员役了解到，“去年红毛曾与广东构隙，广东不能制，他知清人稍弱，乃连接大西(美国)、富浪沙(法国)诸国以图之。他兵若来，虽不能舍舟以取其地，而沿海一带清人亦难为备”，则以极具轻视的口吻评论说： 清人懦弱，我知之矣。去年红毛在广东岛屿徜徉许久，不闻画一策驶一舟以攻之，今他复来，其势不能御，必托以林则徐之启衅为辞，复与他合市耳(4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