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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引文印证了康有为关注先秦诸子的视野是开阔的,与佛学、西学的观照维度是多重的——既有各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传承谱系,又有具体观点和人物比较。在这里,他将先秦诸子置于全球多元文化的视野内予以透视和观照,与先秦诸子和中国哲学对比的有人们耳熟能详的佛教,有曾经流行于波斯和中亚地区,后来却并不广为人知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又称“祆教”“火教”“拜火教”等);就与印度哲学的比较来说,被康有为提及的印度哲学和宗教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印度哲学的流派和人名同样不胜其繁;就与西学的比较来说,既有哲学观点的比较,又有人物的比较,时间跨度从作为西方哲学古典形态的古希腊哲学,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哲学。在被康有为提及的古希腊哲人中,有他赞誉甚高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有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克塞诺芬尼、巴门尼德、阿那克西美尼、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萨戈拉、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皮浪、第奥根尼、伊壁鸠鲁和斯多阿学派(Stoics)的芝诺等等,人物之多,视野之广,同样令人叹为观止。除此之外,康有为对先秦诸子的比较从西方搬来了康德、黑格尔、斯宾塞、达尔文、赫胥黎、傅立叶和边沁等近现代哲学家、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人数之众,涵盖领域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利用全球多元文化这个大背景,康有为着意反衬孔教与诸教的关系,旨在说明孔教传承的过程是一个不同学派相互争盛的过程:正如古希腊哲学洋洋大观,千流百派皆归于苏格拉底一样,中国的战国之时,诸子纷纷创教,都是出于与孔子争教的目的,为了改孔子制。孔子就是中国的苏格拉底,诸子学说皆不出孔子范围。在这个前提下,康有为将犬儒学派的主要代表——第奥根尼的苦行思想与陈仲子相提并论,将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与杨朱的为我之说混为一谈;由于斯多阿学派早期将美德与幸福统一起来,主张顺应自然法则而生活,康有为便将这一学派的创始人芝诺的思想与朱熹的“去人欲,存天理”相互比附。同样,由于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捍卫师说而攻击异端,康有为将之比喻为中国的孟子,因为孟子作为孔子嫡传而攻击杨朱和墨子学说,孟子的这一身份和作用在康有为所讲的佛教力辟四大外道中已经出现过。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将西方诸子与中国的陈仲子、杨朱和孟子等人相提并论,用意在于对中国的先秦诸子与古希腊哲人的思想予以比较,更在于突出孔教的创教背景和孔教在力辟异端中传教的历史。这一点与他探究先秦诸子的学术归属旨在证明“百家皆孔子之学”一脉相承。 在中国近代,除了康有为之外,梁启超也对先秦哲学与古希腊哲学进行过比较,却不可与康有为的历史叙事和宏大背景同日而语。其中的根本区别在于:康有为不仅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审视中国文化的,更是在彰显孔教,提升孔子地位的动机下进行的。因此,他往往将孔子与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康有为有时称之为摩诃末或马哈麻)相提并论,强调孔子与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舍身救世的行为追求、创教宗旨如出一辙,所处的现实苦境别无二致。这一点成为康有为论证孔子是中国教主的主要证据之一。有鉴于此,康有为在自己设想的大同社会中,对他们一并度之:“故吾之言大同也,非徒救血肉之凡民,亦以救神圣仙佛舍身救度之苦焉。盖孔子无所用其周流削迹绝粮,耶稣无所用其钉十字架,索格拉底无待下狱,佛无待苦行出家,摩诃末无待其万死征伐,令诸圣皆优游大乐,岂不羡哉!”(15) 总之,全球背景和多元文化视野是康有为审视先秦诸子及先秦哲学的现实处境、社会需要、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这决定了康有为特定的理论视域和学术立场,致使他对先秦诸子以及先秦哲学的认识是一种有别于前人的全新尝试:从其立言宗旨来说,具有救亡图存的意义;从其理论内容来说,具有思想启蒙的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