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论 至此笔者深感对清末民国教科书的研究或已形成了一种新的“思维定式”即唱盛其各方面的“推新”作用,而忽略或无视教科书实为近代中国各种困局的一个缩影。其实如把时间往回推近一百年,不少时人似并未看好那时的教科书以及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1915年张已说:“近日之民德污下达于极点,长此不改,非特中国沦于外夷,且恐人类皆化禽兽矣。”到1924年更说:“民国如此黑暗,下民尚有生机哉?”①几乎与张同时,杨绛之父杨荫杭则发现不少“谈中国史者,每以民国比之五代”,②这种比拟如从时代褒贬上看基本上等于直斥民国是一个“堕落时代”。因为“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那时几乎只有骄兵悍族、跋扈的将帅。连轻薄的进士也如凤毛麟角,可谓‘天地闭,贤人隐’”!③ 具体到民国教育环境,1919年张感慨五四说“今日教育有江河日下之势,观于抵日风潮,全国学界已一律停课,则莘莘学子殆无求学思想”。④1920年杨荫杭则写过一篇叫《学荒》的评论在《申报》上发表,认为: 以今日之教育费与清季之教育费较,知今日之文明尚不如清季。北京虐待教员,有教员罢工之说。今广东虐待教员,亦有教员罢工之说。知南北两方文明程度之相等。北有伧气,南亦蛮风,是为鲁卫之政。觇国之文野,以其国读书人之多寡为准。中国图书馆阅书之人数与报纸之销数,不如欧美之多,固无论矣。旧书不屑读而读者愈少,然能读西书言学问者,试问能有几人?则知今日中国文化,有青黄不接之势,清季译书风行,译者往往获利。今译稿不售,而翻刻旧书,则知今日中国新文化,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之势。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之问津,而学殖安得不荒?则知今日中国新学风有江河日下之势。故岁荒谓之凶,而不知学荒之凶更甚于岁荒。⑤ 而是什么造成了此种“学荒”,原因当然有很多,从教科书论关键在于以其为重要基础的清末民国新教育立足于学堂,尤其是由政府设立学堂。此举恰翻转了科举时代以“塾”为中心的“私学”遍布,人人皆有可能读书的教育结构。章士钊在1925 年指出: 自新政兴学校,立将千字课、四书、唐诗三百首改为猫狗、木马、板凳之国民读本。向之牧童樵子,可得从容就传者,转若严屏于塾门之外。上而小学、而高小、而中学、而高等。一乡中其得层累而进之徒。较之前清赴省就学政试,洋洋诵其场作自鸣得意者,数尤减焉。求学难、求学难之声日闻于父兄师保,疾首蹙额而未已。今之学校自成为一种贵族教育。⑥ 田桐在1929 年则提出: 在旧时,贫人之子有俊秀者,自修有得,得与考试而有出身。民国以来,中学、大学,非贫人之子所敢望也。非政治之有阶级也,财产限之耳。以财产之故,而造成事实之阶级,民国之体制得无伤乎?……中国今日,倘无补救之方,必至富者皆有出身之路,贫者绝无出身之路,其不流为六朝也几希矣。是以民权主义之精神,而得阶级教育之结果也。⑦ 其实从辛亥革命带来的恩怨情仇看田桐与章士钊可谓关系恶劣,素不相能,但他们却几乎同时注意到了“共和时代”讲求民权,教育着意在普及众人,却在实际上封闭拒斥了很多人求学上进机会的吊诡历史现象。这似与当下许多学者对民国教育的高度美化相去甚远。究竟是今人的回看解读出现了问题,还是张、杨荫杭、章士钊、田桐等民国即时人物的观察有误也许一时间尚难下一定论,邓之诚即以为： 民国以来事,二十年间祸乱相寻,皆身亲目击,或且预知隐秘,然属笔而后,以质正于当事,则曲折尽异,且其所言,人各不同,然后信记载之难。当时报章所记载者,若函电、若宣言、若命令,非不实也,果细究之,不唯事情曲折,无此单简,甚且有与事实相反者,异代之后,谓之为信史不可也。谓之为非信史亦不可也。⑧ 因此面对纷繁诡奇、言人人殊的“民国”,或许只有努力走出所谓“民国范儿”带来的单方面迷思,于民国我们方能有更深刻的理解,于今日我们才可能有更适宜的选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张日记》,1915年4月1日条,1924年10月4日条。 ②杨荫杭:《民国与五代之比》,《申报》1921年1月26日,《老圃遗文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03页。 ③钱穆:《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国史新论》,第283页。 ④《张日记》,1919年6月8日条。 ⑤杨荫杭:《学荒》,《申报》1920年12月20日,《老圃遗文辑》,第163页。 ⑥孤桐:《评新文学运动》,《甲寅周刊》第1卷第14号(1925年),第5页。对章士钊的意见郁达夫反驳道“牠说前清在作者的乡里,读书识字的牧童樵子比现在的数目还要多,意思就是说前清的教育比现在还要普及。这句话大家能够说牠不是撒谎么?若果真是这样,那么教育的当局应该拿来打屁股”。郁达夫:《咒甲寅十四号的评新文学运动》,《现代评论》第2卷第47期,第11页。 ⑦田桐:《考试篇》,《田桐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47页。 ⑧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叙录》,收入《五石斋小品》,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34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