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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温州师范学校里教书,曾是廪贡生的张就说“近来教育趋势,注重语体,旧课国文,几如附赘。学生既不暇听之,教者亦无从灌输之。”① 另一个趋向则与教员的困惑相呼应,“损之又损,浅而再浅”的教科书训练出的是一批又一批程度越来越低的学生。1923年梁启超在“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讨论中就发现社会上已出现一群“除却读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之外从未读过一部中国书”的学生。②值得注意的是梁氏所指的“中国书”并不包括他自己的作品,他和胡适所开列的“中国书”也并非人人以为中小学生所能读和当必读。③ 到1928年刘咸炘更认为“学校课规以语为初基,仍以文为进级,然初止学语,文基已失,加以恶深乐易,能通文者必日希,将使学术之源不在巨著鸿篇而在杂志小报,以言普教,吾见其降教而已”。④ 至1940年代,从事教育事业数十年的叶圣陶等果然只能进一步“降教”,希望学生如“偷空看了《三国演义》或者《饮冰室文集》,却居然通了”就最好。⑤可再过几年,叶氏却无奈发现他和顾颉刚当年和现在都视为“时新文章”的梁任公之文集,此时的中学毕业生却对其中的典故已“往往不免茫然”。⑥ 面对学生程度越来越低的状况,1923年张东荪就提出“文言终是取消不了的……中学不能不教文言”。⑦1939年郭绍虞编《近代文编》时则感慨“一重文言,便将认为迷恋骸骨,便将认为违反潮流,种种责难因之以起……我们可以不做文言,却不能说不会文言;我们可以不提倡文言,却不能不顾到文言”。⑧至1942年叶圣陶干脆认为几十年来“国文教学几乎没有成绩可说”⑨ 。即使到上世纪60年代仍有人写文章对此事作切身反省,可视之为时过境迁后一类总结的代表: 把《三字经》《千字文》《幼学故事琼林》等换成“小猫叫,小狗跳,小孩子,哈哈笑”之类的课文,大量减少儿童的识字数量,使儿童在课文中长年累月和一些小狗、小猫、小白兔、小狐狸等小动物为伍,以为这才是“适合”儿童年龄特征的最好办法。另外又在教学上形成一些清规戒律,一,不许背诵,把背诵一律谓之“死记硬背”,扣以“违反教学规律”的罪名,二,必须使学生读“彻底”懂得的课文,不许让学生读那些一时较难完全读懂的文章和诗词,这样一来,许多古来的好文章自然一不能读,二更不能背了。偏偏我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化遗产又都是文言文。因此自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学的量力性原则传到中国,就颇为割断我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增加了一重危险。农时不可违,学时也不可违,古语曰:“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有一定道理,在少时对一些古来的好文章不读不背,让记忆力的黄金时代像流水一样空流过去,怎不令人痛心?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张日记》,1924年6月30日条,未刊稿本,温州市档案馆藏。 ②梁启超:《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文集》第3册 ,第120页。 ③钱穆即以为“梁任公、胡适之两先生曾为学者开列最低限度之国学入门书目,顾其间乃多不见经书。余尝戏语朋好:‘梁胡为并世大师,其言当信,余辈靦颜为中学国文教师,其实于最低限之国学犹未入门,思之惭赧’。亦有某学生明白为文,刊诸报端,云:‘梁胡所开书目,今日身任中学国学教师者,犹多未寓目,奈何以绳学者?’此亦自情实之论。余又见各杂志报章,屡有开写中学生国文科应读书目者,此亦自胡君发端,然余尝默自检诸案头,时有未备,察诸各校图书馆,以余所知,亦每有所阙”。氏著:《编撰中等学校国文科公用教本之意见》,《新教育》第10 卷第3 期(1925年)。 ④《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7页。 ⑤叶圣陶:《对于国文教育的两个基本观念》,收入《叶圣陶教育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56页。 ⑥朱自清、叶圣陶编:《略读指导举隅》,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143页。此点在吕叔湘给叶氏编写的《国文百八课》的评论文章中可获明证。吕氏对《国文百八课》的最大批评是“完全没有注释”,但究竟何者该注呢?吕氏认为梁启超《祭蔡松坡文》中的“自吾松坡之死,国中有井水饮处皆哭”中的“有井水饮处”就应当说明出处,可见吕氏心中对学生的程度估计之低。叶圣陶、夏丏尊编:《国文百八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页。 ⑦张东荪致李石岑、周予同,《教育杂志》第15卷第3期(1923年),通讯栏。 ⑧郭绍虞:《大一国文教材之编撰经过与其旨趣》,《文学年报》第5 期(1939年)。郭氏的“迷恋骸骨”说似针对郁达夫等人的旧诗已成“骸骨”之论,参见郁达夫:《骸骨迷恋者的独语》,《文学周刊》第4期(1925年);斯提:《骸骨之迷恋》,《文学旬刊》第19期(1921年)。而将“骸骨”论推至国学则在《文心》中可见一斑,参见《文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34页。 ⑨叶圣陶:《认识国文教学》,《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第91页。 ⑩敢峰:《从“小猫叫,小狗跳”之类谈起》,《人民教育》1962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