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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可发现前述的种种编写教科书之病和教授教科书之惑在不少“新人物”眼中并不存在。在他们笔下清末民国教科书的发展就是一个白话取代文言,简明代替烦难的不断向前“进步”的过程,吴研因就是这群“新人物”中的一位得力干将,他回顾清末以来小学教科书的历史就认为: 小学教科书改文言为白话这是一种重大的进步,也是小学教学的自然趋势,教育部的提倡不过是促其速成罢了。教育部即使不提倡,这趋势也一定自然会来的。所以现在虽然还有人主张小学教科书参用文言,或者竟强迫用文言甚至读经,我想这不过是一时的现象,将来也一定会自然消灭。① 非但如此,吴氏还几乎一一回应过当时各种关于教科书的批评。因为其发表的相关文字很多,此处仅以30年代人们对教科书的一种典型批评即认为教科书中充斥太多像“小猫叫、小狗跳”之类的“鸟言兽语”为例来展示吴研因等“新派”回应批评的方式和理据② : 可悲得很,我国小学教科书方才有“儿童化”的确实,而旧社会即痛骂为“猫狗教科书”,则“天地日月”“人手足刀”的教科书或者会复活起来。果然复活了,儿童的损失何可限量呢? “花猫先生”的称呼确是有的,但我不知在拟人体的儿童文字中,花猫为什么不可以称为先生。以“先生”二字是士大夫所专有的尊严名称吗?但是在尊王主义的中国传统观念下,蜂蚁的首领也被称为王、后……“先生”本是普通名称,而竟靳而不予,怕“花猫”夺了去,这是多么可笑的思想啊!在批评者的真意,或者厌恶整个的“鸟言兽语”,所以发为此言。诚然有一两种小学国语,鸟言兽语的分量或者太多了,但是多数的小学国语,除了供六七岁儿童读的第一二三四册外,鸟言兽语就不多见。至于六七岁的儿童为什么要教鸟言兽语?这答案太长了,一时也说不完,还是请反对者稍读一点教育常识书,再看看欧美日本各国的小学读本,然后发言罢。③ 从上不难发现“新人物”对教科书发展历史的追溯是在“求进步,追欧美,慕富强”的理路之中,而回应批评的方式和理据也多立足于“新旧之争”与“东西洋榜样”,因此或自有其立足于那个时代的“道理”。不过如将时段拉长,清末以降教科书和学堂教育不断提倡“量学生之力”或曰“儿童本位”来迁就学生程度的最大后果我们却已能看得非常清楚,那就是传统的不断失落!1954年邓之诚就感慨“今大学生知有孔孟者,亦罕矣!再过数年,虽呫哔者将不识孔孟为何人”。④时至今日大学人文学科毕业生好好读过经书的能有几人?数量极不容乐观。割裂了传统的启蒙往往既丢了传统的好处,又会使外来的积极因素异化。清末民国就有不少人对此深有体认: 严复在民初谈子女教育时提出“非不知(经、传、古文)辞奥义深,非小学生所能了解”,但这些传统经典的精髓恰如“祖父容颜,总须令其见过”。至于当时小孩能否真正理解并不重要,俟其年长学问深时,自然能够“相喻理会”,但“若少时不肯盲读一过,则终身与之枘凿”。⑤ 杨昌济则认为“科举之弊,人人能言之,然强迫全国士子以读四书五经,亦未始无其效。彼多数之读经者,固志在科第,非真有取法古人之心,然沉浸于此不识不知之间,自隐受古圣先贤之感化”。⑥ 蒋梦麟在其自传中也说:“理想、希望和意志可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的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⑦ 潘光旦亦以为“前人背诵《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童年虽则活剥生吞,壮岁可以反刍细嚼,只要终身受用有日,何妨一时消化无方”。⑧ 这些话从趋新而返归传统的严复、“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杨昌济、新学堡垒——北京大学的校长——蒋梦麟和曾在美国留学五年的潘光旦口中说出,对我们反思“新派”们对清末民国教科书的认知和讨论今日的教科书问题实有深深的启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申报》1936年1月30日,第16版。 ②“猫叫狗跳”说法的缘起,据黎锦熙说来自民国十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其第一课是“狗、大狗、小狗”,第二课是“大狗叫、小狗跳,大狗、小狗、叫一叫、跳一跳”,与之前教科书以“天地日月”或“人”作为首课颇不同。氏著:《国语运动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68页。 ③吴研因:《读尚仲衣君再论儿童读物乃知“鸟言兽语”确实不必打破》,载《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八卷第1、2期合刊(1932年),第167页;《关于小学国语教材的疑问之检讨》,载《时代公论》第130号(1934年),第16页。早在1924年周作人就曾针对柳诒徵的言论作过如《神话的辩护》、《儿童与伦常》等短文为“鸟言兽语”的教科书做辩护,《周作人散文全集》(3),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8-330、359-360页。 ④邓之诚日记,1954年2月26日条,《邓之诚文史札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783页。 ⑤严复:《致熊纯如》,《严复集》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97页。 ⑥杨昌济:《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杨昌济文集》,第54页。 ⑦蒋梦麟:《西潮》,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⑧潘光旦:《未经“国定”的一种公民读本——费著作之民序》(1946年),《潘光旦文集》第6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0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