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如1913年出版的《最新论说文海》一书中有一篇叫做《秦政愚民论》的课文也很有特点。在传统时代,秦政基本上是读书人所抨击的对象,而他们对秦政的批评多落脚在其德政不修,求强慕富与穷兵黩武上。如《汉书·徐乐传》即说“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耶。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到唐代柳宗元作《封建论》虽肯定“秦制”,但仍严厉批评“秦政”是“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①这些对“秦政”的恶评,再加上宋以前经生们对汉代秦的种种合道性论证,直接导致秦有被摒弃出“正统王朝”序列的危险,因此欧阳修要作《正统论》为“秦”之正统辩护。直到20世纪30年代张君劢仍在说:“现在讲民族问题,有一点请大家注意,务要拿以前一姓兴亡与帝王远略的概念完全取消。我们只问其民族在某时代有无发展,不问秦皇如何暴虐,汉武如何黩武。”②可见读书人认为“秦政暴虐”是长久以来延续的一个认同者较多的历史共识。 可是《秦政愚民论》却一改以往之共识,将批评焦点落在“愚民”之上③,并以“开民智”为基础展开想象说:“我民族二千年智识蒙昧,民气不伸,皆秦王政蔽塞摧残故也……使秦王政以其变法长才,不灭古以尊今,不焚书而兴学,召诸生以共襄新法,聚偶语街谈巷议之辈悉予以参政权,行见与民共治立宪之局已自秦开之,虽谓西秦赢政即为东海睦仁(按明治天皇)可也。”④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清末民初教科书与传统实有相当多的联系,经过对传统一定程度的改写,启蒙似也在传统的发明中生机不断。钱穆就回忆他在清末读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其中有“历史名人故事”“寓言小说短品”,文字虽略有节改,但易于诵习,因此许多课文“深入脑中,久而不忘”。更重要的是他日后读传统经典,一读便知某课出自《战国策》,某课出自《世说新语》,据钱氏形容教科书对他读古书的帮助是“如还故家,如晤亲友”一般。⑤ 遗憾的是钱穆的经验并未能继续复制,随着清末以来趋新大潮的步步激烈,教科书里的传统成分非但不能和新教育进一步融合,其点滴保留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当然和强势的舶来教育观念相关。简单地说在那套观念里有一套核心意见为:教育孩童应该努力激发他们的兴趣,宜浅显明了,简单易懂,不宜程度过深。这套观念据笔者所见大约在1905 年前后即在报章中有所散布,同时在一些教科书的编撰大纲中也有所体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唐]柳宗元:《封建论》,《柳河东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6页。 ②张君劢:《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氏著:《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3页。 ③这样讨论“秦政”的思路或可上溯到皮锡瑞。1902 年他在给学生日记的评语里就说:“始皇焚书坑儒,以愚民也。后世不焚书,而用科举程序为焚书之秘术,亦所以愚民,且愚士也。始皇愚民,民不必读书,而能揭竿为乱,是愚民无效矣。赵高即用其术以愚二世,独处深宫,不使登高,至于鹿马不辨。后世取士之法,始皇愚民所传之心法也。仇士良教其徒党勿使君读书,近儒生,赵高愚君所传之心法也。上下交相愚,中国安得不愚?中国人皆愚,何能敌外国之智?且此愚君之法,非独奄人知之,凡奸人欲擅大权,不欲其君从师读书,皆士良之意也。人君知此,即当礼贤下士,重道尊师,庶不至为奸人愚弄,亦不宜用愚民之术以弱其民,而亟当设法开民智矣。”这种评价与他1873年写《秦始皇论》时已大有不同。《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皮锡瑞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203页。到民初与引文类似的学生论说非常多,如江阴私立化成高等小学二年级生袁榖生撰有一篇《秦皇汉武合论》说:“始皇志在愚民,故卒,天下灭亡。秦皇之意,欲计天下万世之无失,谓焚诗书,毁兵器,足使民智无所生,不知人各具有性灵,以此愚民,适以愚己。”收入《江苏各校国文成绩精华二集》,上海:扫叶山房、苏州:振新书社,1916年。 ④据沈桐生编:《奉天全省各学校国文合编》,上海:大通书局,1913 年,此文应为奉天省城两级师范学校本科第五班的臧宪在第二学年第三学期撰写。 ⑤钱穆:《复兴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语国文之教材问题》,氏著:《文化与教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8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