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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倍于此而不足供周览”的阅读规模一面或使得各类新书(包括教科书)大量、及时、快速地出现在坊间供给读书人。读书人中的多金者或可从此更加坐拥书山,长进学问。贫者也不用再去苦苦地抄书、求版、借阅。①但另一方面也正因新书的大量、及时与快速,读不到书乃至于不读书的“读书人”可能反而越来越多。为何如此?首先是因为新书之泛滥使得无力购书者越来越多,1901 年已有封疆大吏提出科举考策论后,“中外政治、艺学书籍浩繁,贫士不克多购,中材莫能遍读”。②其次则由于新书虽“新”,却未必为“佳品”。1902 年就有人说“翻阅近日新出之书,大抵皆名实不符者居多”。③最后,相较以往读书人“一心只读圣贤书”,由新书开启的新思潮让不少读书人发现了似比读书更为“重大”的要务比如革命。因此当时就出现了一群 并不读书而只会“运动”的“读书人”。到了民国尤其五四之后这类人物则更多。 第三,生意既由资本力量所操纵,此种操纵就不会仅仅局限于出版机构,而一定是延绵各界,进而会影响所谓“舆论”,促成一种“当舆论燎原滔天之际,凡诸理势诚不可以口舌争”的形势。④进而“新人物”会利用此种形势打压与其不太相能的出版机构,⑤挟持威逼各级政府就范,以达到推广实行他们的主张,甚至是获得其私利的目的。曹慕管在1924 年就指出“自适之新文学之一名词出,天下乃大响应。近更联络巨子,改革学制,凭藉部令,益思推广”;新文学所以能“不胫而走天下”,正靠胡适以“政治手腕助之长也”。⑥ 曹氏之言虽有其与胡适等“作战”之一面,但也并非空穴来风,像1929 年胡适就曾在一篇文章中明确要求国民政府“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但异常吊诡的是他又要求“废止一切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这实在是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嫌。⑦而且其呼吁竟也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呼应。 自1929年起国民政府教育部已发出训令对一批教科书不予审定,并禁止发行。像世界书局出版的《初中女子模范文读本》被批评为“全书皆文言,艰深不合实用……且多陈腐不合时代性”;又批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中国文学史》说“全书材料陈腐,违及时代性,并忽视民间的一般文学”,这些批词全然与胡适等“新人物”一派口吻。⑧到1930年2月教育部更发出通令要全国中小学校励行国语教育,禁止采用文言教科书,实行部颁国语标准。⑨ 这些都集中表现出新人物们欲“以能吏为师”,裹胁政府决策的勃勃进取之心,而基本未考虑他们推动政府所行的举措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效应。邓之诚在日记里就揶揄道:“胡适辈力倡以白话作报,谓可普及人民。而不知报费之昂,穷檐矮屋之人,岂其力所能胜哉?”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如柳诒徵就回忆:“我听见本地有许多人家有什么书,我就要想法借来看或抄。所以自十六岁起,向镇江各家借抄《御纂七经》中的三礼一部书,过录惠定宇、张皋文批的《汉书》等。”氏著:《我的自述》,《柳翼谋先生纪念文集》,镇江文史资料第11辑,第7页。 ②袁世凯:《奏办山东大学堂折》,收入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44页。 ③《张日记》,“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廿四日”条。 ④严复:《致张元济》,《严复集》第3册,第556页。 ⑤如世界书局出版的书因和“新人物”们基本无涉,所以很多时候就成了他们的靶子。 ⑥曹慕管:《论胡适与新文学》,《时事新报学灯》,1924年3月25日,转引自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25页。 ⑦胡适:《国民党与新文化运动》,《新月》2卷6-7期合刊(1929年9月),第15页。王特生即发表《言论自由与胡适之言论》一文指出了胡适行文的矛盾之处,《河北半月刊》1930年第6期,第12-16页。 ⑧《江西省教育厅训令》第701号,《江西省政府公报》1929年第8期。 ⑨《教部通令全国中小学校励行国语教育禁止采用文言教科书实行部颁国语标准》,《民国日报》1930年2月3日,第二张第三版。 ⑩《邓之诚日记》,1934年5月29日条,《邓之诚文史札记》,第3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