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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这套意见从正反两面不断扩展其影响。正面议论可用胡适之言概括为“儿童的教育应该根据于儿童生理和心理”。①从反面立论则是: 吾国旧教育专重注入的,故微论学子年龄如何,苟能记忆,则四书十三经均可读也,读之而能背诵,则其责任已了,能理解与否,实用与否,毫不顾问,故有读完十三经而尚不能书一便条者。以如此读经方法而谓有益于学子之身心,有功于名教之存废,谁信之?新学踵兴,泰东西学说浸贯全国,国人知教育宜按学童程度,宜重开发主义。② 正是在这套观念的笼罩下,20世纪初对新出教科书的“肯定赞许”一开始就落在了其足够“浅显”之上。1910年学部评商务印书馆简易国文教科书是“词旨浅近,指事象形,揆诸儿童心理,尚易领悟,图画颇具神趣,文义由浅而深,句由短而长,渐进之程度尚属相符”。③到1912年浙江则有读书人用宣讲形式告诉广大乡民:新教科书相较旧日经书“字样由大而小,笔数由少而多,所有的文字都是日用的文字”,对童稚来说“不止便于日用,而且很快懂得”。④同年教育部批文里也夸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词浅显,所选教材不出儿童习见事物之外,颇合初等小学程度,其字句亦无甚瑕疵”。⑤ 可是不几年这种对教科书程度的乐观看法就有了剧烈变化,能“很快懂得”“颇合程度”的教科书因新文化运动的滥觞渐渐变成了“很难懂得”与“不合程度”。1918年教育研究会开会时就有不少“新人物”提出时下教科书“程度不合于儿童之心理”“文理太艰深”“陈义太高”⑥。同年在江苏昆山的一位读书人则说:“我邑小学校无论城市与乡村,多以书坊所出之国文教科书为教授资料,徒以研究之乎者也为能事,教材之适切与实用与否,在所不计,其作法则论说多于记事,而于家常信札、便条、契据、婚丧喜庆往来帖式反未注意及之。故毕业于学校,对于此种常识多未能处置裕如。以若所为,而谓其合于实利、实用之主义者,我未敢信也。”⑦ 这些意见的汇集就迫使或驱动教科书不得不朝“损之又损,浅而再浅”的方向上去编写。而所谓“损之又损,浅而再浅”,其大多指向的就是教科书里的传统成分——“经训”“格言”与“史事”,进而直指其基础——文言文,希望改作语体文。⑧钱玄同就曾表示他听北京孔德学校的老师说其编写的《国语读本》比起“坊间出版的国文教科书”来,教的时候“学生要容易领会得多了”。不过他的看法却遭到了常年在南方教书的钱基博反驳。⑨可是在“时代潮流”的挤压下,钱基博等人零星散碎的不同看法并不足以改变因教科书“书法变革”而出现的两个趋向:一个是一批中小学教员因教科书之多变,而对其如何教授国文、修身等与传统联系密切的科目感到困惑不已。1913年杨昌济已敏锐地发现“今日学校所用之国文教员,皆食科举制度之赐。有人谓今日若不急谋养成国文教员之法,恐十年、二十年以后,有求如今日之国文教员而不可得者。”⑩但杨氏恐未料到的是十年之后,曾经“食科举制度之赐”的教员们不待“自然淘汰”,就快已被“新文化”运动所淘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胡适:《慈幼的问题》,《胡适文集》第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46页。 ②俞干三:《论大学一书宜采为中学校修身教本》,《教育周报》(杭州)1914年第42期,第7页。 ③学部评语,《初等小学最新国文教科书》第2 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 ④《劝入学》(四),《浙江各县宣讲稿选粹》第一编,杭州:文粹印刷局,1912年,第63页。 ⑤《教育部批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等小学共和教科书样本请审查呈》(民国元年七月初二日),《教育杂志》 1912年第4卷第6期,附录。 ⑥《教育研究会讨论修订教科书问题的记录》,《蔡元培全集》第18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69页。 ⑦王士凤:《教育感言》,《教育研究》(昆山)第19期(1918年),第6页。 ⑧吊诡的是胡适等人把自己的语体文章注重在“明白”或“懂得性”上,但日后却不免被讥讽为“绅士们的白话”。见朱自清:《论通俗化》,收入氏著:《标准与尺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39页。 ⑨在钱基博看来,“白话文教授,小学实施的结果很好”这样的话“只可去骗蔡元培、钱玄同那班大学者”。“国语的本身容易了解”,恐怕只能在北京城市里说说。东南各省六七岁的孩子拿《国语读本》第一册教他,恐怕不会比文言容易了解,或者还要难些。因为国语读本的字,大半还是同文言一样,有几个不一样的字,却是笔画很繁,识认很不容易,也有文言识一个字,现在国语要识两个字,三个字,才能当文言一个字用。如果一个小孩,生在北京城里,国语是日常时间嘴里说惯,耳里听惯,也还识认容易。然而若生长南方,这些小孩惯听惯说的话,却绝对的与国语不一样。所以钱玄同所谓“国语本身容易了解”只能在北京城里讲。钱基博:《语体文范》,收入氏著:《文范四种》,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1页。而“新人物”之一吴研因亦承认其编的《小学国语》,因为胡适说过是“南方作者勉强作白话”,所以自然也“往往有不很妥帖的句子”。氏著:《关于小学国语教材的疑问之检讨》,载《时代公论》第130号,第15页。 ⑩杨昌济:《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收入《杨昌济文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5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