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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代早期(直至一战前后),外国人特别是欧美等西方人士了解中国文化的主要渠道是传教士和华工。而与传教士和华工相比,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留学生无论在中西学素养还是文化自觉意识上,都具备明显的优势,传播文化的渠道更为广泛而直接,内容也更为丰富而深刻。其中,用外文翻译中国作品(中译外)是其传播中国文化最常见的重要方式之一。 从留学生翻译中国作品的实践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是从留学生翻译作品数量来看,尽管远不及其“外译中”即向国人翻译引进西方作品与著述的数量,系统性也不够强,但如果考虑到这些作品系其个人“单打独斗”的成果,而非“外译中”时机构与社团更多发挥作用的局面,数量也称得上惊人。无论留美、留英、留法、留德、留俄还是留日学子,均多有建树。有的留学生翻译了多部(篇)中国作品,如陈荣捷、林语堂、王际真、初大告、徐仲年、周作人等人,成为“中译外”的佼佼者。如果再加上留学生帮助国外汉学家翻译中国作品的努力,如老舍帮助英人艾支顿翻译《金瓶梅》,鲁迅等帮助斯诺编选《活的中国》、帮助增田涉翻译《中国小说史略》,曹靖华帮助王希礼翻译《阿Q正传》,萧三帮助苏联校订《鲁迅全集》等,20世纪上半期留学生“中译外”的成果相当可观。 二是留学生对翻译作品的选择独具匠心,可圈可点。其翻译作品,大致可分成三类: 第一类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如儒家经典方面,有林语堂编译的《孔子的智慧》,陈荣捷译的王阳明《传习录》、朱熹《近思录》、陈淳《北溪字义》等;老庄哲学方面,有林语堂编译的《老子的智慧》,陈荣捷译的《庄子哲学》,初大告译的《道德经》;佛教经典方面,有陈荣捷译的《六祖坛经》等。就中国传统经典来说,儒释道都涉及了。 第二类属于近代名家的学术佳作,如张庆桐俄译的梁启超《李鸿章》,鲍文蔚法译的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周易的构成时代》等。 第三类属于中国古典文学名作及近现代文学名家名作,内容最为广泛:既有中国的古典诗歌,涵括了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晋宋之际的陶渊明诗、南北朝乐府民歌到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苏东坡、李清照等的唐宋诗词名作,也有《红楼梦》、《西游记》、《金瓶梅》、《水浒传》、《儒林外史》等明清小说,及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郁达夫、萧军、冰心等现代作家的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多样。 儒释道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国人的价值理想与伦理观念,尽管随着历史发展多有不合时宜处,但其在文化与思想上的超越性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诗歌具有很高的地位,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古典小说到明清时期也达到艺术水平的高峰;中国现代文学尽管诞生时间不长,但其思想与艺术价值也初步显现。留学生将中国文化的上述优秀成果通过翻译传播到海外,体现了良好的学术与艺术眼光。 三是翻译质量与水平整体较高,一些作品产生重要影响。近代以降的中国留学生,其深厚的国学基础和中文修养以及通过国内教育特别是长期国外教育所养成的外语水平,造就了高超的“中译外”的能力,其水平丝毫不亚于同时代的国外汉学家和传教士,也决定了其“中译外”作品的较高质量。 如林语堂的英译中国经典就堪称“中译外”之典范。他译的《孔子的智慧》一书,取材于《论语》、《礼记》和《孟子》,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他将其分门别类,重新编目,并加以评述。 又如英译中国作品的陈荣捷、王际真,法译中国作品的敬隐渔、梁宗岱,俄译中国作品的张庆桐等,也都以其中译外作品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留学生正是通过大量的、种类与题材丰富的、具有较高质量的中国作品与著述的外译,成功地向国外展示了中国优秀文化成果的魅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