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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棉花主要是为了交换中国茶叶。18世纪初叶，茶叶开始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首要大宗。西方国家东来之际，多利用白银购茶。1436年明政府改行以银为主的币值(一直沿用至1935年法币改革)，银的需求量急剧增长，中国的自产银远不足应付需要，只得依赖大量进口。据统计，在1721至1740年间，英国人用来购买中国货物的货款，94.9%是以金银币偿付冲抵，真正以货易货的份额很小。(12)入华白银的最大来源地是美洲(13)，秘鲁和墨西哥两地的银产量在16世纪时占世界产银总量的73%，17世纪占87.1%，18世纪占89.5%。(14)到18世纪末，长期的过度开采使美洲银矿日渐枯竭。美洲银的减产拉动世界银产量下降，世界银产量由1781-1800年的28261779盎司，到1821-1830年降至14807004盎司。(15)183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委员会发现：“广州银元奇缺，这是近几年来从中国运出白银而又没有相应银元流入这个国家的必然结果，而且中国人除了那些旧的西班牙人的铸币以外，历来都顽固地拒绝收取任何银元，自从殖民地独立以后，这种铸币已经逐年减少。”(16)19世纪初美洲独立运动开展后，殖民地转变成一系列独立国家，他们不再向昔日的欧洲宗主国供银。因为拿不出较多白银来和中国进行交换，到19世纪20年代，几乎所有先前与中国有传统贸易的欧洲大陆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普鲁士、瑞士、瑞典等)都淡出了中国市场。(17)而这当中，独有英国等个别国家例外，对华贸易非但没有萎缩，反而大幅增长。  英国所以例外，耐人寻味。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找到了白银的替代品，那就是印度的棉花。“植棉业也是印度一种古老产业，它主要产于古吉拉特(Gujarat)。但在1770年以前，古吉拉特的棉花除向信德(Sind)、马德拉斯和孟加拉出口外，从不向其他地区出口，而且一个世纪以来，这种棉花生产一直处于萎缩状态。大约在1775年，英国启动了从印度到中国的棉花出口贸易……世界需求的增加，似乎是1800年英国吞并苏拉特的一个因素。”(18)于是，棉花成为中印两个古老国家间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交易物品。1787年11月30日，英国政府给卡斯卡特(Chades Cathcart)来华使团的训令中要求他们能够让中方理解英国与印度的关系，并注意英国“购买总重量达2000万磅的中国草(茶叶)，这是在其他市场不能售出的，因为任何国家，不论是欧洲或亚洲的，都不用它。我们为了购买它，用毛织品、棉花及其他对中国人有用的货物来交换。”(19)应该看到，早期国际贸易货品实际上是很单调的，因为经济的不发达、交通工具的落后，导致外贸商品价格奇高，能够享用国际贸易商品的人仅局限于上流社会。但地理大发现之后，伴随远洋交通工具的改良和工业革命的开展，国际贸易才迈进平民消费的门槛，从而进入外贸商品多元化的时代。茶叶和棉花都是世界步入近代国际贸易初期的重要交换物品，印棉则是鸦片贸易兴起之前中国最大宗的进口货品之一。“欧洲繁荣的极大部分是建立在它们的美洲大陆的姐妹国家，它们在亚洲的租借地和在非洲的殖民地基础上的”(20)，这对英国此类具有庞大殖民地和传统航海优势的国家尤其如此，英国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欧洲大陆的扩张上，而是依赖举世无匹的海军致力于日不落帝国的构建和远洋贸易优势地位的攫取。 在中国一方，承接印棉的主要是当时唯一的开放口岸广州的行商。观察中西交通图，广州是中西国际航线上的大埠口岸，此地换季有序、风帆助航，在帆船时代，每年农历四月至九月，海风从南方洋面吹来，外国商船顺风而驶；十月至次年三月，北风劲吹，则是返航的好季节。行商是当时清朝官方认可的垄断对外贸易的商人群体。1764年，中国的行商组织“公行”公布了进口货物的价目表，标明棉花每担8两银，试图获得进口商品的定价权。(21)1769年9月11日，行商潘启官到广州商馆通知东印度公司代表，“将他全部的利息作为棉花的预付定金。公行曾把棉花的价钱定为每担10两，但未能成功，于是他提议要把本季度运到的棉花全部订购，每担银11两。”可见，棉花受到欢迎，中方的压价行为难以奏效，棉价主要受市场供求的制约。1771年，潘启官购棉花每担9两银，英方之所以接受低价，是为了鼓励潘启官购买英国的毛织品，以棉花赢利来填补毛织品的可能亏损。(22)1790年，行商宜官破产，欠外商棉花贷款25万元以上。乾隆皇帝对是案亲作批示：该商“揭买夷商货价，久未清还，情殊可恶！应照拟发遣。所欠银两，估变家产，余银先给夷商收领，不敷之数，各商分限代还。”(23)遥在京城的最高统治者的过问，反映出输华印棉的重要性。输华印棉还牵连到中国的其他重要商业群体，“数以百计的山西票商，他们住在城市里经营同西北地区的庞大的棉花生意，出借银钱”。(24)此反映了外棉在中国流通地域之广和部分购货资金渠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