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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商经验丰富，经营灵活，有自己的商业渠道。但又必须由东印度公司发给特许证，受其控制。此外，他们还被限制插足东印度公司垄断的茶叶等项目；虽然在棉花交易上居于主要地位，但在整个中英印贸易中仍属配角，资金也多受制于公司。(61)东印度公司至迟于1761年开始在广州提供汇票业务，允许散商将贸易所得交给公司驻广州财务部门，按适时汇率换取在伦敦或孟买支付的长期汇票(在伦敦以英镑支付，在孟买以卢比支付)。汇票业务的开设，一方面给散商提供了将印棉利润带回印度或英国的便利途径；另一方面散商将销货所得银两与东印度公司换取汇票，这些银两进入公司的账房后就转为购买茶叶的现金，公司亦可以通过控制汇率来盘剥散商。18世纪后半叶，东印度公司贸易与散商的“港脚贸易”基本上是相互促进的。汇票业务的开设使金融方式也随之改变，1777年，散商运来印棉23375担，售得的大部分，约银20万两流入公司财库，换取伦敦票据。1796年印棉售得银22.5万两，其中的“大部分纳入公司财库”。1798年，英国各船载棉往广州，不管是用公司账户，还是私人账户，最终售款都需要按照约定上交公司财库。(62)通过这一途径，公司尽管输棉量不如散商，但在对华棉花贸易中，仍具某种操控地位。同时，如果没有散商的资金填补，公司对华贸易的不平衡将更加严重。随着“港脚贸易”的发展，公司通过签发汇票所筹资金占广州贸易总额的比重愈来愈大，1769年为18%，1771年为22%，1775年上升至43%。(63)因此，汇票制实行后，虽然英国每年仍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两白银运入中国，但其出卖汇票所得的白银量已大大超过公司运入中国的实银量。1765-1769年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平均每年的汇票业务提供的白银在公司采购中国货物的资金总额中只占4%，到1770-1774年间比例升为26%，1775-1779年间猛增为61%，1780-1784年间为64%。1825年的公司账本上还出现有所谓“棉花债券”796861元。(64)债券的发行说明棉业与金融业的联手，对华出口棉花在英印经济结构中日趋重要。 至于输华印棉的价格，1781年每担售银9两；第二年11.5两，一年之间涨幅不小。(65)1783年，棉花在欧洲的价格折算银每担9.5两；中国价格15两，中国棉价远高于欧洲，故而来华印棉赢利率也高。1789年运入广州棉花6468担，主要成本128330卢比，在中国市场上售得90552两银，获利颇丰。根据具体产地不同，印棉质量略有参差，价格也小有区别，如1804年，孟加拉棉每担广州售价14.5两银，孟买棉售价14两。(66)清政府对进口棉征收关税与规费，因时因地亦有差异，1832年的税项是：每担棉花规定税银0.15两，附加税0.045两，称量费0.15两，行佣0.24两，贸易捐0.92两，正税1.5两。(67)棉花是印度最早规模输华的货品，在订货计价上主要采用E.X-Godown方式，即到中国口岸交货，一切费用均包括在货价内，客户无须另外付费。鸦片战后棉货进口经常采用的另外几种计价方式则有所不同：CIF(Cost Insurance & Freight)，即定价中包括货值和货舱从外国口岸起锚后航途中的水脚、水火保险费在内，但运至中国口岸后的税饷、码头捐，货栈的栈租、火险费、上下扛力以及洋行佣金，均需客户外加；CIFC(Cost Insurance Freight & Commission)，即定价中包括洋行佣金在内，其他费用，则不包含。(68) 到1820年前后，商情逆转。印棉输华量实际上从两年前就开始减少，1817年为438397担，1818年为392650担，1819年为253095担(69)，逐年递减。直观来看，似缘于“孟买棉花歉收”。(70)但此因并不重要，因为嗣后几年，印棉无论丰歉，对华输出总是一蹶不振。“大约从1819年起以后的十年中，广州的印度棉花市场就处于剧烈的、长期的萧条状态。”1820年，入华外棉减少到182532担。(71)这年6月，有英商坦承：“萧条的棉花市场并没有改变。”9月，“棉花的市价又进一步惨跌”。1821年，“棉花市场是二十年来最坏的，在广州有十万包以上搁着卖不掉”，在华英商致函孟买最大的棉花出口商默塞尔公司(Meroer & Co.)说道：“我们不能鼓励你在下一季度再作棉花买卖了。”1822年市况也不景气。到1823年，棉市“还处在萧条状态之中”。“在1824-1825年间，由于南京棉产的局部歉收，曾经有过暂时的好转。在听说大量存货被焚毁以后，市价又跟着有一度短时的上升——棉花市场变成依赖于这种偶然的刺激了。”1826年，棉花“完全是滞销货，在下一季度中棉花是处在最惨淡的境地”。“1829年，棉花的市价更低了，最差的棉花的市价是六两九钱。有十条船同时在黄埔停留了几个月，因为他们装载的货物卖不出去。行商们自己连一包货也不肯买，只愿意做做掮客。棉花危机把孟买商业打击得很苦。”“接着在1830年却来了一次更大的崩溃局面，那时候最便宜的棉花只卖到五两七钱！广州的棉花经纪人企图阻止港脚船卸落它们的棉花。”在华贸易人给孟买公司的信上写道：“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比这更大的不景气”；是否赢利已经无从计较，“船主贩运棉花不过是怕他们的船闲下来”。(72)当然，此间的棉花交易是相对衰退，并不是说输华棉花长期大幅度地减少，而是更多地表现为棉价的低落。(7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