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规情况下应属双边关系的中印贸易，由于当时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这一关系成为中英印三角贸易关系。“18世纪末的局势是：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已无利可图，因为它的利润不但不能随着孟加拉的税收而增加，反而在事实上被行政开支耗费殆尽。”(44)另一方面，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大量的利润来自中国的茶叶等项，但英国了无相应的物品来和中国交换，印度却有。由于中印贸易的开展，亦使印度殖民地的经贸状况改观，“当时中国与所有各国间的贸易几乎都是顺差，唯有与印度的贸易是为逆差”。(45)如此这般，一个新贸易体系开始兴盛——英国货卖到印度，印度棉卖到中国，中国茶卖到英国。英国也极力维护其在印度的殖民利益，当时有关税法规定：“从英国船只上进口的英国棉制品，进口关税为3.5%；而从外国船只上进口的英国棉制品，进口关税为7%……这一殖民政策使得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的制造品市场中居于垄断地位。”(46)这一时期，英国输入印度的纺织品在巨幅增长，从1814年到1835年，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织品从不足100万码激增到5100万码以上；而从1818至1836年间，从英国输入印度的棉纱增加了5200倍，从而导致印度传统棉纺业的破产，使印度这个原棉的故乡和棉品的“祖国”充满了英国的棉织品，“棉织工人的白骨把印度平原都漂白了”的名言(47)，所指即此。亚当·斯密断言殖民地贸易“决不能成为英国贸易盛大的原因”(48)，自然不能成立。 人们时常谈论中国—英国—印度之间的三角贸易，每每将此与鸦片贸易相联，认为鸦片贸易奠定了三角贸易的基石。其实，较早的中英印三角贸易是由棉花开始，且不似鸦片贸易是非对等的邪恶贸易，而基本是互利性的。从空间经济地理而言，当某个地区被融入到世界经济体时，往往导致与之毗邻的另一个地区也被拖入其中，看上去好像这里存在着一个不断扩张的外部边缘，当印度被融入时，中国就成了外部世界的一部分。这是经济区位研究论者的习惯看法，惯于将近代时段的欧洲视为中心，而将亚非拉视作边缘地区。但是，我们现在似乎看到了一个悖论反例，在这个三角关系中，英国是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和中国交换的，反倒是中国的茶叶和印度的棉花成为交易主角。由此佐证，至少在这一时段，东方贸易更扮演着中心角色。因为白银的短缺，欧洲人找不到别的支付手段，“印度的融入给英国提供了某些选择余地，这对英国有利，而且中国也可以接受。这就是后来被称作印度—中国—英国三角贸易的起源……在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怎样处置印度的棉花种植业，因为若通过水运将棉花运到欧洲的话，经济上并不划算。事实证明，中国需要更多的原棉……印度向世界体系的融入，导致了其生产模式的变化(纺织产品的下降)，这为古吉拉特的产棉者制造了麻烦，但这个问题通过在外部地区(中国)找到了出路而得以解决。”(49) 从事印棉输华的主力是“散商”，这是些专门经营中印贸易的商人。1764年，散商运棉入广州，表明东印度公司体制外的另一商人群体崛起，并在起始即从棉花交易入手。1769年，输入广州口岸的棉花，公司有14296担，散商承运6643担，散商不及公司。1774年，公司运入14198担，散商运入27106担。(50)自此，散商的运量超过公司，成为印棉输华的主体，此后格局基本未再改变。以几个年度为例：1778年，公司承运降至四位数(7020担)，散商是19344担，供货量大幅超过公司。1786年公司是28120担，散商65130担。1788年公司是61632担，散商运入却高达84165担。1789年，散商的比例更有提升，公司输华65426担，散商输华143952担，一举突破10万量级。1803年的数据是：公司运进69228担，散商运进214959担(51)，步入20万的数量级，并且远远超过公司。东印度公司把最赚钱的茶叶贸易垄断在手，在其他货物上对散商开些口子，通过散商赢利部分改变中英贸易英方逆差的局面。在散商贸易中，印棉是其获利的主要货品，1774-1797年印棉的交易额占到散商贸易总额的95%以上。(52)利润率在40%上下，甚至还要高，如1815年运入的孟买棉花赚到了进货价56%强的利润。而中国对印度只输出食糖等少量商品。(53)早期印棉的来源地主要是孟买，后来，苏拉特(Surat)和加尔各答也参与进来，但孟买仍“为输出印度花纱之总荟萃埠”。(54)在1801-1839年间，孟买输华货物中棉花份额最大，为总货值的49.7%。(55)操控了孟买商业的巴斯人(Parsee)亦为散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经营的各种商品中，原棉和鸦片“两项产品，1828-1829年度占印度出口总产品的32%，1833-1834年度占46%”。(56)此外，孟加拉也成为印棉的重要输出地。(57) 公司配给往返于中印间航船职员的“优待吨位”后来也成为散商承运的重要构成部分。“对广州贸易的各船船主、大班及其他办事人员所允许的私下贸易，单是东印度公司船从广州作的这种输出贸易的平均价值，就是135万元一年，这个数目完全由私下的输入贸易来偿付。”(58)优待吨位有所变化，某些年份每艘船的“特权为99吨”，按一定比例分配给职员。1826年公司船的优待吨位运送棉花66326担，价值796000元(59)，可见份额不小。棉货运到广州后交给行商，行商如果死亡，欠债由继承人偿还。据载，有一年，“斯科特爵士号”的货物交给行商鹏年官，行商未付货款已死，其子认账，其中包括优待吨位中的棉花891担，价值12370元。随船医生斯科特(David Scott)也出售给鹏年官棉花27担，价值375元。(6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