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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一方，印棉入华形成与英国本土棉纺业的原料竞争。据说1585年安特卫普的工人移居英伦，才开始英国棉纺业。此后一段时间，英人穿着的棉织品仍多依赖东方。这也同传统的毛纺业发生竞争，毛纺织业者纷起抗议(89)，1700年，英国议会颁布法令严禁东方织物输入。(90)外来纺品受禁，民众又需穿用，英国自身的棉织业迅速发展起来。英国不产棉，其棉纺织业自始就依赖进口原棉。兰开夏的温湿气候极宜于棉纱纺织，棉花在工业革命时代得以迅速普及，有它与生俱来的优势：首先，棉花本身在技术上较之羊毛更适合采用机械化纺织，它是一种具有相对同质的植物纤维，而羊毛是易变纤维。其次，棉花的增产更容易，增加棉花供给面积较之增加绵羊和亚麻的数量要便捷，以1830年英国进口的棉花2.63亿磅为基数，如果用相同重量的亚麻来取代棉花，需增用50万英亩的土地来种植；至于羊毛，则需增用2300万英亩来放牧。(91)再次，从市场角度看，棉纺织品较之毛纺织品更具普及性，“人们的消费偏好有利于这种新纤维……廉价、可以洗涤的纺织品激发了人们的新着装模式……棉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可以穿着衬裤和衬衣，而以前他们只能穿着粗糙、肮脏的外套。一种新式的工作服装产生了——结实，而且皮肤舒适，易于洗涤和修补。”于是乎，东印度公司“在短短的几十年里让英国的工业、商业、时尚和社会阶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公司在这一商业革命中的武器就是棉花。”(92)(附带言及，丝绸的大行其道，是因为其可以贴身穿用，皮毛或麻布贴身穿很不舒服；棉布的流行部分替代了丝绸消费，使国际丝绸贸易衰减，茶叶又适得其时填补了丝绸的空当，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龙头)。棉花是产业革命最重要的原料，纺织业迅成工业革命的先导，1733年的飞梭发明使织布速度加快1倍，纺与织的平衡打破，造成纱供应的不足和技术改造的急需；随后在1764年，“珍妮纺纱机”问世，为多锭结构开辟了路径；1768年，水力纺机的出现使多数纺工有集合在一个工作场所的必要；1785年，机械织机诞生；1793年，轧棉机的发明使棉纺业的最大“瓶颈”——清除棉籽的难题解决；1803年，蒸汽动力织机产生，英伦的动力织布机“1813年为2400架；1820年为14150架；1829年为55500架，1833年为10万架”。(93)纺织业由此率先实现家庭或小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的过渡，进口棉花的供应对象也从家庭作坊转变为近代工厂。几何级数的增长，随之带来“棉荒”，“英国壤地褊小，棉花出产无多，势必取之他国”。(94)为获得原棉以供英国纺织工业需要，殖民当局鼓励印度植棉。18世纪下半叶，引进中长纤维陆地棉，印度迅速成为世界棉花的最大出口国。1701年输入英国的原棉不过100万磅，1802年达到6050万磅(95)，1816年达500万立方码(yard)，“20年后又增加到每年7300万立方码”。(96)处在产业革命前夕的亚当·斯密时代，棉花对英国不具太大意义；处在工业革命凯歌行进中的大卫·李嘉图时代，棉花的价值就完全凸显了，两位经济学家的论述侧重也有了时代的差别。英国人也经历了从皮麻着装到棉布服饰的历史性易代，其中，不增加本国土地供给(“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而依赖海外棉拉动国民经济起飞是理解英国近代工业化的一把密钥。既然英国本身的棉花都不够用，又岂能坐视印度原棉大量流入中国？ 印棉输华印证，鸦片战争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东方产品而不是西方产品在中国行销走俏。东印度公司“把印度视为商业组织，也就是可以向其购买货品作为‘投资’，然后卖到英国市场或者开发新市场，就像把粗棉布和鸦片卖到中国那样”。(97)对那时中国唯一开放口岸广州的主要进口商品统计表明，在1817至1833年间产自西方的产品货值不及东方产品的1/3。(98)这或可视为那时的东方经济不输西方经济的一个表征，当然也是殖民地经济的反映，西方殖民者从东方攫取资源再向东方交易，换取西方需要的钱物，产品出自东方，赢利却在西方。“对于英国来说，在17世纪和18世纪时最有潜力的市场不是在欧洲……而是在海外国家……在东方。”由此反映出英国对海外贸易的依存度相当之高，且与日俱增，“1688年……英国出口占其国民收入总值的5%或6%。一个世纪以后，这个比例增加到14%……这个比例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达到36%左右这样一个空前的高峰水平。”(99)英国是靠海外贸易立国的成功典型，“英国在经济上是一个最不能自给自足的强国……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酷似制造家，他购进原料品而出售制造品。”(100) 印度输华棉花减少，大批海外棉纱的入华或许也是因由，即进口机纱挤压了输华原棉的市场需求。18世纪初叶，英国棉纱曾被认为纱支过细，不适用于中国的纺织工具织造。1777年，广州的“港脚贸易”中出现棉纱项目。(101)到19世纪20年代，在机纺的作用下，“织造家之间，对于(英国)棉纱的评价日益增高”；中国开始批量进口英国机制棉纱，此乃英国工业品最早输入中国的品类，但仍是东方原料的加工品。(102)1828年有人指出，中国人通常用英国棉纱作经线，这种洋经土纬布比土纱织布坚韧结实而又价廉，如此一来，“消费量必然会大大增加”；1829年，中国进口英纱50万磅，1831年增至95.5万磅，1842年更高达448.58万磅。(103)由此出现花贵纱贱的现象，东印度公司监理委员会证实，印度棉花的输华“当然由于输入大不列颠的棉织品和棉纱而有很大的影响”。(104)如此一来，“纱”与“布”析开，结果是“纺”与“织”分离，在纺织业中，纺织分离是最重要的。其后，甚至在中国的某些地区演变成风行一时的“放纱收布”的操作模式。本来，在手工作业时代，因为“棉与核交粘，必去其核方可用”(105)，纺纱与织布间就不匹配，尝有“数月理棉纱，才得上机织”之叹(106)，机纱使手工棉业冲破了纺纱业效率低下的束缚，土纱业衰退、棉纺业增长，这是中国传统棉业生产的重要转折。洋纱的输入对中国的土纱纺业形成冲击，1831年“广州附近的两个地区和离广州约二十英里的另一地区的居民”，“决定不用洋纱上机织布，并声称决定要烧毁运入那些乡村的洋纱”；同时，“黄埔东北的那些贫苦人民发现了是进口的洋纱夺去了他们纺纱的生意，曾在各乡镇遍贴揭帖提出警告，凡在广州购入洋纱者，一经拿获，立即处死”。(107)但进口机纱却给中国的织布业带来兴盛，机纺业与手纺业的生产效率差距颇大，前者一个工人的生产效率相当于后者80倍；而机织业与手织业的差别不大，前者一个工人的生产效率仅4倍于后者。(108)中国的小农家庭，也开始不再将植棉、纺纱、织布的整个过程集于一家一户来完成，而是有了分解，分离的进程即是专业协作化的过程。原棉来自印度，机纱出自英国，转过来在中国农户织布；中国的棉花生产不再是单纯小农经济的组成部分，而成为近代大工业生产的延伸逐渐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