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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贸易的衰退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港脚贸易一般恐慌中最重要的方面。”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时的人们就有许多判断。有的归因于供求失衡，1821年东印度公司的档册证实：“从印度输入的原棉，也发现市价呆滞，原因是输入过多与需求减少。大致估计一种货品迄今在中国需求减少，其原因是难以说明的，除非说是由于中国本地棉花种植的扩展。”有的抱怨英国的经营方式不当，1821年从伦敦运来孟加拉棉24558担，这真是舍近求远劳民伤财的辗转腾挪，体大量轻运输不易的孟加拉棉包不是直接运到中国，而是兜了一个大圈，运到英国后再转运中国，使得成本大增，“因而它的售价低于船上交货成本30%以上”。(74)有的归咎于广州行商制度，“真可叹息，获得中国政府许可可以公开同外国人往来的仅仅十一个人当中，有七个人即使还没有落到破产状态，至少已陷于极端窘迫的地步；由于这个原因，那四个殷实的人就勾结在一起，不受竞争的约束，经常操纵市面。”也有为行商辩护的，某些外商就承认“行商在棉花危机中也同样受到损失——由于市价跌落，有些人也破产了。行商中货币的空前缺乏，部分是因为大量资本都呆滞在棉花上。”当然，也应该看到，那时广州行商代售棉花的利润委实太低，大致为每担0.2657两银子。即便如此，也“经常发生亏蚀。如果中国的棉花商人拒绝采购，他们的存货就卖不出去，可是他们——行商们——在进货三个月以后必须付给欧洲进口商价款。每一船货载都被认为是一桩单独的冒险生意，并且常常是在六七个月以前口头商定的。但是，尽管有这种契约，偿付价款常常是同行商争论不休的问题。”棉花易潮，行商坚持外船到港后现场看样购货，“但外商不愿意这样做”。(75)也有的反过来归因于英方的制度，在棉花交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巴斯商人把棉市衰退“归罪于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制度”(76)，比如在印度的“无理由”抬价，“好像这种货色在这里几乎永远可以获得最大的价钱”；又如对信息的不了解，“除了中国人对于印度棉花的需要是决定于南京棉产量之外，他们知道得很少”。某些西方人还提出，原因在于中国运输途径的改变，“中国本地棉花，已经改变了过去由陆路运输的习惯，用帆船运进广州，这就使它在市场上的卖价比以往便宜得多”。(77)上述说辞似乎都无法解释印棉对华出口盛衰的内在缘由。实际上，印棉衰退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和英国双方市场的制约。 客观而言，就中国一方，进口印棉只是起着一种补缺作用，没有也不可能替代中国的棉花生产。“中国地气温和，土性肥沃，棉花一物几于南北咸宜。产棉之盛，本足供通国之用。”(78)在各种农作物中，棉花的比较效益颇高，“纯益最厚，较谷子约多三倍，较小麦几多八倍，利之所在，故农民多种棉花”。(79)中国的棉纺织业很早就具有了商品化色彩，除自给外，商品量历来很大。徐光启在17世纪初年指出：“今北土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80)据统计，清政府在公开市场上采购的棉布每年不下2000万匹(81)，仅松江一府年产土布就有3000万匹。(82)可见，棉品在中国普遍种植和频繁交易，中国棉市主要是依赖自产棉。所以，印棉输华受中国国内棉市的影响很大，也可以说，价格的波动与中国棉花的收成息息相关。作为原料棉，在中国的流通走向大致是北棉南运或东棉西运，因为中国的棉纺织区主要在长三角、珠三角和华北地区。大部分印棉在广州只是过境，并非就地消费，而是运销内地，“这种情况在孟加拉棉花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它在广东省很少有人使用，仅只在‘南京棉’歉收的时候送到内地去，因为它同南京棉在质地上很相近”。如1805年，“麦尼克商号”按照与行商浩官的约定运来棉花，却赶上棉市滞销，卖不出价钱。谁知在第二个贸易年度，因为中国棉花歉收，印度棉花转成俏货，这年输入了大约14万包(31万担)，正常年景约输入6万包，价格也好得惊人，过去不太好销的孟加拉棉创下每担14两银子多的新高，这还只是广州价格，在缺棉的南京可以卖到32两。(83)但转过年去，棉价又急剧跌落。(84)这一切造成印棉完全受中国市场制约，价格和输入量波动不定，供求关系成了最大的影响因子。(85)结果是“印度棉花在中国的售价从而它的利润都决定于中国收获的情况……中国本身是一个大的产棉国家的事实，不仅是印度棉花扩张可能性的限制，而且是那些依靠棉花作为‘大宗货物’的外国商人的永远存在的威胁。”(86)据估算，鸦片战争前中国棉花的年商品量达到255.5万担(不包括进口棉)，占整个棉产量的26.3%，而外棉进口量高估也仅60.5万担(87)，根本无法撼动中国自产棉的地位。进口主要取决于内需，印棉入华由中国市场状况决定，而不是由伦敦、孟买的棉市决定，“华棉价贵……惟印度棉花则利用时机大批输入”(88)，反之亦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