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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能够赚钱，于是经常发生花包在广东海域被盗的情况。1786年9月17日，船长沃森(Capt.Watson)来见东印度公司驻华管理委员会主席，说在转载棉包的清朝官艇上发现棉花被盗，追究时一名印度水手又被该艇上的中国船夫殴打并推落水中溺死，其他印度水手亦被打，甚至殴成重伤；中国船夫还将艇绳解开，使被殴者无法求救。后来，中方海关官吏赶来将船夫监禁。几天后，行商知会英国大班：“船夫已受审讯，并向他们保证，假如印度水手的尸首发现有任何伤痕，其中一名船夫无疑要处死刑。”1787年发生同样盗案，船长拉金斯(Capt.Larkins)的载棉船在广州被窃，装货册记载在孟买和广州的装卸货均为5204担，但在商馆交货时只有4473担。不仅担数短少，那些表面完好的花包也被做了手脚，底部短了约一英尺，然后缝合。据说“驳艇载运船上货物到商馆途中”，此类窃案“经常发生”，英方于是向粤海关申诉，一个月后，海关监督勒令行商共同赔偿损失，分摊数额如下：祚官系该船保商和驳艇所有主赔3000元，棉花购买者石琼官和宜官分赔1500元和1000元，潘启官、周官、文官、平官、浩官每人摊赔500元。对此方案，英国大班并不满意，认为“祚官应负担全部赔偿，因为驳艇是他的，显然是他的船夫偷去的”。英方表示，此次“他们接受这个解决的办法，但下一季度，他们起运公司货物时，一定要由保商负责全部损失责任”。中方答辩：由行商连坐分摊是相沿已久的“老规矩”，但答应嗣后如再发生此类盗案会考虑英方只由当事人赔偿的建议。(34) 鸦片战争前的中西贸易中，使西方对华贸易入超局面部分改观的不是来自西方的货品，而是来自东方殖民地的货物，棉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化的外来原料输入，牵涉到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领域——农业和手工业，外来原料直接由大批的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使用。植棉、纺纱、织布三个环节涉及众多中国的劳动者和消费者；其制成品的出口，还与国外的众多消费者发生关联。而棉花之所以能够成为近代国际贸易产品，除了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穿用之外，还与其生物性有关，棉株对自然条件的要求非常宽泛，耐碱性在所有主要作物之上，自南纬25°至北纬42°30′之间的广阔地带均可种植。印度正是棉花的最早原产地，因为地处热带，棉作生产期短，产量较高，再加上无掺水之弊(35)，质量比较划一；印度的土壤差异较大，生产的棉花种类很多，其主要棉类从纤维长度来看又与中国棉最接近，而其天然卷曲度却优于中国棉，印棉每寸可达150个卷曲，而中国棉仅66个(36)；中国棉纺的纱抗牵强度很低，除非与其他棉类混揉，否则很难纺成高支纱。印棉品质虽不足以纺织细纱，却适宜粗纱纺织，而中国正是粗纱纺织的大国。棉花在印度适得其地还因其栽培加工需要密集型劳动，要消耗大量的劳动力，这正好符合印度国情，充沛的廉价劳动力带来印棉最大的优势是价廉。还有运输成本，“广东一带人民从印度购棉比买江浙的棉花运费要低一些。广东地区的印棉价格大约能比国产棉花每担低一两银子之谱。”(37)印棉的这些优势为其大宗输华奠定了有利条件。“因自然资源天赋之不平衡，人们必须互助始能维持全世界人民全体之生存；同时世界经济进展至现阶段已成为一密接不能分离之整个体系。”(38)中印两国交往源远流长，但前此交流主要在形而上的文化，特别是佛教；值此，棉花等物质层面的交流遂成主题，此乃中印关系史上的巨变。遗憾的是，文化层面的研究层出不穷，而物质层面的研究却相形见绌。 自北宋以来，衣棉者渐多，棉花成为全民性需求。1289年，元世祖设“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棉布十万匹。(39)迄明朝，棉花已成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政府专门规定，有地5亩以上的至少植棉半亩，“十亩以上倍之”。(40)清朝时人所述：“予尝北至幽燕，南抵楚粤，东游江淮，西极秦陇，足迹所经，无不衣棉之人，无不宜棉之土”(41)；“江南产木棉，种者十之五，藉以裕民生，大半此为主”。(42)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棉花又是人人都需穿用的物品，棉花在中国有着极广阔的市场是毋庸置疑的。于是，中方有市场，印方有货品，供求关系赖此搭建。如《海国图志》所述：孟买“邻地丰产棉花，大半运赴中国”。(43) (责任编辑：admin) |